首页 > 文章 > 历史 > 历史视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关中药避孕的知识生成与话语建构

秦方 · 2022-03-15 · 来源: 妇女研究论丛
收藏( 评论() 字体: / /
这种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推行的中药避孕知识,在流传过程中遇到了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以实验为核心的“科学”观挑战。据此,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对中医进行新的科学化阐释,并由此夯实了中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地位。

  摘 要: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中药避孕为研究对象,探讨知识生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药避孕在此时的兴起,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推行节制生育观、改变家庭结构的具体实践,也与当时国家提升中医药至“祖国医学遗产”的地位有直接关系。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进行国家转型的政治标志之一。但是,这种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推行的中药避孕知识,在流传过程中遇到了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以实验为核心的“科学”观挑战。据此,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对中医进行新的科学化阐释,并由此夯实了中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地位。

  1956年6月底,一个以女性生吞蝌蚪达到避孕效果的中药单方通过《人民日报》报道,开始在国内广为流传,不仅各类报纸对此单方接连转载和宣传,而且很多城乡女性亦积极尝试,去河沟和池塘里捞取蝌蚪活吞。只是,未及数月,事情急转直下,同样是这些报纸,它们一转之前的肯定态度,开始提醒和劝诫读者不要盲目服用这一未经科学鉴定的方子,蝌蚪避孕跌入尘埃。1958年4月初,《人民日报》发表报道,正式宣布经过实验证明,该方药并无避孕效果,为之盖棺定论。此后,蝌蚪避孕再不见于大众媒体,而女性“悄悄地用碗、面盒去捞蝌蚪活吞”的场景亦不复出现(1)。

  事实上,不仅是旋起旋灭的蝌蚪避孕单方,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各种中医方药频频出现在各类、各级报纸和政府宣传中,它们或被视为具有奇效、能够治愈连西医都束手无策的疾病,或像蝌蚪避孕一样,被科学实验所质疑和否定,从此被历史遗忘。其中,具有避孕效果的方药类别整齐清晰,且多限于女性服用,可以说是最被集中提及的一个种类。有鉴于此,本文以中药避孕的密集出现为切入点,试图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医学、历史和政治意义。

  笔者认为,中药避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节制生育有直接关系,各类避孕工具和方法成为社会中普遍和重点宣传、流通的知识,连像蝌蚪避孕这样看似完全不“科学”的单方都能广为传播;而中药避孕的兴起,其背后亦体现出此时国家对中医药知识的重新定位,中医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为“祖国医学遗产”,其历史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得到大力宣扬,并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这种重新定位的背后,呈现出中国共产党融合“祖国”与“国家”的努力。

  目前关于中药避孕的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史和中医药史两个领域。就生育史领域来说,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由古至今的生育、堕胎、避孕、绝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2][3][4][5][6][7]。其中,田心源(H.Yuan Tien)、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小浜正子以及胡桂香等国内外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口政策和城乡妇女节育避孕的研究,与本文所述议题直接相关[8][9][10][11][12][13]。但是,这些学者很少论及中药避孕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就中医药史领域而论,目前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或改革开放后的中医发展史上,尤其侧重民国时期中西医关系的互动以及中西医界与民国政府的博弈[14][15][16][17][18][19][20][21]。相较而言,学者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关注较少,目前唯有郭适(Ralph C.Croizier)、金·泰勒(Kim Taylor)、赖立里和李洪河等学者有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些学者主要从医学史、思想史和政治史等角度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医的体制化和政治化等议题,但是,他们多强调中医作为整体知识,较少涉及具体的医学门类,更毋论原本在中医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的中药避孕[22][23][24][25][26]。

  有鉴于此,本文以作为节育知识与作为中医知识的中药避孕为线索,对以上两个研究领域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笔者认为,中药避孕的兴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推行节制生育观念的组成部分,亦是此时整个中医药行业与更大的政治话语互动的结果。而能够串联这两个领域的一条关键线索,便是探讨中药避孕的“科学性”。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种以观察、实验、归纳、验证为核心的科学观念一直形塑着时人对过去和当下世界的认知,这种观念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今日很多人仍然不知该如何面对那些无法整齐地放入“科学”类别中的知识。如本文开头提及的蝌蚪避孕单方,一直到今天仍有人会直觉性地发问:这个单方有效吗?“有效”一词的背后,便是这种科学观在发挥作用。事实上,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报纸上亦有很多对中药避孕效果的怀疑、批评乃至否定。本文无意讨论这些方药是否真实有效,恰恰相反,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如果大家对中药避孕效果都持如此质疑的态度,那么为何还有这么多的方药被刊登、被宣传和被使用?这其实与当时两种科学观之间的“斗争”有直接关系,粗略来说,一方是上述以实验为核心的科学观,而另一方则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唯物辩证法科学观,我们可以称之为以实践为核心的科学观。因此,本文最后部分亦会述及这两种科学观之间的对立以及这一对立背后的政治权力关系。

  一、由暗转明的中药避孕

  1956年6月29日,由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要求节育的呼声》的读者来信。这位名为“力子”的读者(26岁)坦言自己和妻子(21岁)备受生育之苦。据力子言,夫妻双方于1954年结婚后,本想立志于工作学习,但“因为缺乏避孕常识”,很快就有了一个孩子。二人原本家庭负担就很重,两份工资要维持两大家总共11口人的生活,现在妻子又怀孕,连其继续进修学习的机会都必须放弃,因此,夫妻二人经常发生争吵。最后,力子提出,“为了能继续维持家庭生活,为了我们的共同前途,我要求帮助我们解决节育的问题”[27]。

  事实上,像力子这样因实际生活和工作压力而呼吁节育的文章在此时的各类报纸上并不少见(2)。这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节制生育有直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基本上对人口发展持鼓励生育的态度,但是,自1953-1954年起,这一立场开始逐渐发生转变,即从“人口增加鼓励期”(1949-1953年)转向“计划生育开始期”(1954-1958年)[11]。最终,在1956年年初,政府明确提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节制生育”的主张。“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28]自此,围绕人口这一新兴的统治领域,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建立起一整套“话语的、行政的、法律的和其他各种权力方式”的治理方式[9](P6),借助报刊、展览会、讲座、宣传册、电影、广播等媒介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女性——进行直接的避孕宣传和指导。其结果是,原本民众耻于说出或一知半解的节育方式、避孕器具甚至他们对两性生殖器官的认知和了解,逐渐成为一种在社会中公开展示和广泛流传的公共知识。例如,北京的避孕工作在1955年第二季度便开始积极发起。至次年,据北京市卫生局的调查,共有4482名妇女通过避孕门诊等途径接受了避孕指导,13000多名女工、干部、职工家庭和部分街道居民接受了避孕宣传[29]。

  大致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宣传的节育方法主要有四类。一是自然避孕,如体外射精法和安全期计算法;二是器具避孕,如阴茎套、子宫帽(又称阴道隔膜);三是药品避孕,如放入阴道内的避孕药膏、胶冻和坐药。前三类避孕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其运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即阻止精子和卵子在女性体内的结合,以达到避孕效果。客观而言,国家对前三类节育方式的宣传力度不可不大,然而这仍无法遮蔽第四类节育方式即中药避孕的异军突起。此种避孕方式与其他几类避孕方式——尤其是器具或药品避孕——颇为不同。

  首先,避孕原理不同。在中医传统中,医者大都认为怀孕是与阴阳、精血紧密相关的。如元代医家朱丹溪言:“阳精之施也,阴血能摄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30]而如果要避孕,则要反而行之。“胎孕之成不离乎阴阳气血调和,如果阴阳不和,阳不施而阴不摄,则无以成孕。”[31](P389)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中药避孕,大都是以“味苦寒凉”药物为主,如紫草、生绿豆、紫茄子花甚至包括蝌蚪,都是属于这类药物,而女性在服用后便可以达到“宫寒不孕”的效果(3)。

  其次,使用体验不同。在最直接的层面上,中药避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能够被宣传,这与其他避孕方式在使用时存在的显著缺陷有关。当时,政府在宣传和推行避孕方式时,主要以无害、有效、自由、实用、方便和经济等六大原则来进行衡量[32](P15)。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自然避孕、器具避孕和药物避孕都有各自的问题。如以当时宣传力度最大的阴茎套(男用)和子宫帽(女用)为例。前者质量不好,生硬易破,使用体验不好,而且使用之前要吹气确保没破,用后要进行清洗晾干存放,以便下次再用[33](PP10-11);后者价格昂贵,大约是阴茎套的十倍,而且在使用时需要先看医生,通过阴道检查,确认子宫帽的合适尺寸,并且每次在性生活前后要正确持续在体内放置,否则也很容易避孕失败[34](PP13-15)。可以说,在每次性生活中使用器具避孕和药物避孕时,男女两性都必须在事前和事后做大量的工作,“从方便来说,每次性交前都需作好准备,事后还需要清洗子宫帽,这确是不够简单,有些麻烦”[35]。只要有一次疏忽或懈怠,就很容易导致避孕失败。当时《烟台劳动报》上有一位读者就致信该报,说之所以自己和妻子避孕失败,就是因为有一次忘记使用避孕工具,最后妻子再次怀孕[34]。因此,当时政府提倡夫妻在性生活时将药物和器具一起使用,“目前切实可靠的避孕法,莫如药品与器具合并避孕”[36]。但这无疑也使得性生活变得更为麻烦。此外,这些避孕器具价格并不便宜(政府因而一再降价(4)),国家供应也跟不上民众需求[37],因此,这也影响到人们的选择和使用。

  相较而言,尽管时人对中药避孕的效果颇有争议和质疑,但是其使用特点却相当突出:花钱不多,容易买到,不用在性生活前后做大量工作,一般是女性在生理期结束后口服,服用时不涉及身体隐私,且避孕有效期长,服用一次,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可以保持避孕效果。因此,“采用中医中药避孕,确是千百万人的迫切要求”[38]。据当时江西省妇幼保健院统计,自1956年9月至12月,共有869人来该院寻求避孕指导,其中服用中药避孕的有562人,用针灸避孕的有29人,这二者占到总人数的68%多[39](P43)。而当时流行一时的蝌蚪避孕,据最早介绍此方的叶熙春医师所言,该方的好处是“经济,稳当,又无副作用”,且成功率可以达到90%-95%,就连叶医师的妻子也是通过此方避孕成功的。而且,“以后倘仍要避孕,续吞二次,可以永久不受孕”[40][41]。相比其他使用麻烦、价格较贵、不易获取且羞于购买的避孕器具和药品,这样的单方,对于那些迫切想要避孕的女性来说,自然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当蝌蚪避孕单方流传开后,尽管有人对此方效果有所质疑,但仍有很多女性前仆后继地捞取蝌蚪生吞。“设在杭州市郊拱宸区的公私合营杭州棉纺织厂里,有的女工悄悄地用碗、面盒去捞蝌蚪活吞,有的怀孕女工也去捞蝌蚪当作打胎药物活吞。”[42]就连在村子里的女性,也纷纷去河塘里捞蝌蚪,“捞着捞着,就把蝌蚪捞没了,几十篮子还捞不着一个”[43](P36)。

  最后,宣传定位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避孕宣传中,中药避孕有着前几种避孕方式所没有的反转性论述,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时间节点,中药避孕经历了由暗转明的显著转折。根据当时在报刊或宣传手册上发表的各类文章所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药避孕一直处于一种隐晦的、秘密的民间流传状态,“一些良好的方法,未能公开使用,只以口传口的流在民间,形成群众把这些单方偷偷摸摸的在使用”[44](PP24-25)。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药避孕则一跃而为国家支持、宣传的避孕方法,成为在各省市被公开推介的知识。比如说像蝌蚪避孕这样的单方,据叶熙春言,其实是民国时期在上海妓院秘而不录的方子(5),但是在1956年,叶熙春将此方告知人大代表邵力子,邵力子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节育[45][46],于是便在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及此方,并经由《人民日报》刊载,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邵力子人大代表的身份以及《人民日报》的权威地位,成为蝌蚪避孕单方由暗转明最大的背书。

  事实上,不仅是蝌蚪避孕单方,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很多中药避孕方药纷纷在各类报纸上刊录出来。如《健康报》在1956年7月底刊登出以芸薹子、紫茄子花、零陵香等为主的四个中药避孕单方,并且宣称“以上各方经有关部门审查认为一般无毒,对服用者无不良反应,可以试服”[47]。与此同时,湖南省级报纸《新湖南报》和该省妇联系统报纸《湖南妇女报》也自上海转录了两个中药避孕的方子,一个是蝌蚪避孕,另一个则是上海市卫生局推荐的以芸薹子为主的五味中药避孕方药。后一方药相当有效,据上海市卫生局统计,“365个女工试服5个月后,只有20个女工吃药后还是怀了毛毛”[48]。8月,《浙江日报》上刊出杭州中医师推介的两个避孕单方,一方以生绿豆为主,一方以橄榄为主[49]。甚至连远在最南方的海口在9月都推出一种以当归、生地、芸薹子为主的中药避孕方药(这一单方与上海卫生局的单方主要成分一致,但并未说明使用剂量),“各街道黑板报上都转载,人们争相抄录”[50]。一时之间,各种中药避孕方药借由各类媒体宣传在社会中流传开去。有学者统计,这一时期有15种中药避孕方药被刊登出来[8](PP228-230),而笔者估算有近30种,这既包括自传统医书中摘录出来、重新刊登的方药,亦包括中医师们献给政府的各类秘方或者偏方(详后)。而且,这一数字还有可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整理出来而逐步增加。总而言之,不论最后我们能统计出到底有多少种方药在这一时期被刊登出来,重要的是,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药避孕密集地、高调地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政府各部门和医学界人士公开刊布的避孕知识,这与前近代通过民间文化的传播以及近代通过大众媒体广告宣传有着极大的不同[4](PP272-277)。

  相较于宣传者们的积极宣传,读者——尤其是使用者——对中药避孕的使用效果则表现出较为直接的批评或质疑态度。1956年8月,当时蝌蚪避孕单方出现不过二月有余,《人民日报》上便刊登了两篇读者来信,一位是作为记者的正峰,一位是自称是“业余中医研究者”的张遵时,二者职业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对蝌蚪避孕单方提出质疑。如张遵时指出:“叶熙春大夫没有把蝌蚪同受孕的本质联系加以说明,也就是说:没有从生理上和药理上加以分析,告诉人们服蝌蚪为什么能够避孕。”[51]10月,《健康报》上亦刊登了两篇读者来信,署名河南省卫生厅的王昆山和署名海南岛海口市卫生学校的符名渔分别就信阳、海口两城市所推行的一些中药避孕方药提出质疑。如针对上述提及的在海口流传的避孕中药,符名渔便认为:“这几种药的功能,都是调血通经、滋养补肚,有利于受孕的。不禁使人怀疑:是避孕药还是助孕药!”[50]

  除了医学界专业人士,也有普通读者通过读报获知一些方药。当时中药避孕的使用者都是女性,当她们开始用药后,有时会出现各种问题。于是,她们自己或家人也会投函报社,抱怨效果不佳。1957年2月,《浙江日报》刊登出一篇题为《不要乱吃避孕药》的读者来信。这位读者在信中指出,他的爱人在看了《中国妇女》第9期介绍的中药避孕方子后,选定了其中以车前子为主的一个方子开始服用,结果不仅身体不适,而且性情亦变得暴躁。“后来经中医师诊断,才知道这个方子性凉,对体寒的人是不宜服用的。现在,我的爱人已患了妇女病,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并未否认中药避孕本身,而是提醒其他读者在服药前要先请医师诊断个人体质,“这样才不致吃错了药而大大地影响健康”[52]。这多少反映出时人对中药避孕甚至是中医药的普遍看法,即其药效是和个人体质密切相连的,个人体质不同,可能药效就完全不同。时任中央卫生部妇幼司技正的周萼芬曾在《新中国妇女》上刊文宣传中药避孕单方,但是她尤其强调,“如果愿意采用中药避孕的,也应请当地中医师诊断,是否合乎个人体质,才能使用”[53](P30)。此后,“体质”二字似乎频繁成为解释中药避孕有无效果(尤其是无效)的核心词汇。

  综上可见,当一位读者在沉浸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各类中药避孕宣传中时,他/她往往被裹挟在一种矛盾论述中,一方面是政府和一些医学界人士(尤其是妇幼、卫生部门的干部和医院专业医师)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和刊登各类中药避孕方药;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医学界人士(往往在政府机构中处于低阶位置或地位不甚明确)和一些普通使用者又时刻提醒读者,要对这些方药的使用持审慎和质疑的态度。在此,我们必须追问,如果中药避孕效果确实不佳,那么,为何还要如此频繁地对这些方药进行介绍和宣传呢?或者说,这种矛盾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此,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情境中去,审视这一时期中医药在医学界以及在整个国家政治框架中的定位。

  二、中药避孕与祖国医学遗产

 

  中药避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风行一时,与整个中医行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地位提升有直接关系。中医本是中国自有且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医疗体系,但是自19世纪后半期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以来,这个裹挟着西方强权而来的“他者”,一方面削弱了中医的权威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吊诡地促成了中医的组织化和体制化发展(6)。其结果是,中医不仅依托国族话语打造“国粹”“国医”之形象,而且,在实际的医药销售方面,也积极与西药竞争,抢占市场(7)。

  但是,这幅中西医在城市中激烈竞争的图景,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以农村为主的根据地,则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时,根据地医疗资源匮乏、西医西药稀缺,而中国共产党尤其关切根据地民众的健康和卫生问题,这在事实上促成中医药——甚至包括一些秘方、偏方——在根据地医疗体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每当根据地发生病灾或瘟疫时,中国共产党便“号召医生流传秘方,以提高医生诊治技术和效果”,或者鼓励医生们“多想一些偏方,要尽可能的用贱药代替贵药,使群众少花钱”[54]。中医的这种以乡村为基地、以人民健康为核心的医疗面向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944年,毛泽东发表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提出要团结“新医”(西医)和“旧医”(中医),建立统一战线,才能更好地在根据地发挥作用[55](P583)。

  毛泽东这一讲话影响深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继续将“团结中西医”列为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并于1950年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医科学化”和“西医大众化”的口号,就此,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强调“中西医应该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并进行改造。中西医均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56]但是,这一阶段的重点还是放在对中医的改造上,而此时西医尽管带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标签,亦需改造,但凭借其专业知识的不可取代性和稀缺性,仍在中西医关系中位居上风(8)。

  中西医关系的转折始于1954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一改之前对中西医的定位,将中医冠以“祖国医学遗产”或“民族文化遗产”的头衔,并反过来推行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可谓逆转了之前“政治”与“业务”的关系(9)。是年年底,中共中央曾对一份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进行批示,这段文字可谓颇为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医的新定位。

  中医中药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的积累,对于我国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卫生部门的任务,就是要十分珍视这一分民族文化遗产……积极发挥中医的力量和作用……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57](P42)。

  中医药从被改造的对象一跃而为祖国医学遗产/民族文化遗产,这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力和执政信心的增强有直接关系。金·泰勒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西医关系进行研究时,已经论及此点,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祖国”这一概念在此时的重要意义[23](PP65-66)。1954年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五个年头,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实行,中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如李立志所言,此时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由巩固政权向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的变迁”趋势(10)。

  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层面出现一种从“新中国”到“祖国”的思想转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报纸宣传多以“新中国”来指代建立的新政权,以此区分与之前国民党政权的不同。但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掌控的巩固,强调“新”不再是首要之重(如一些原名为“新XX”的杂志在50年代将“新”字去掉)(11),更重要的是要凸显新政权对一个更宏大意义上的“中国”的承继和接续。而“祖国”概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中介者和黏合剂的角色。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仅是中医药领域,其他很多领域,如文学、诗歌、绘画、雕刻、音乐、舞蹈、运动、技艺、饮食等,都被视为“同样是祖国伟大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58](P7)。

  在这一系列祖国遗产的名列中,中国共产党所使用之策略,与论述中医药是高度相似的,都是将那些经过历史积淀的传承性知识进行政治化的书写,使之成为中国所特有的、人民所特有的。这种将经过历史积淀的传承性知识进行政治化书写的方式,究其本质,是一个将“祖国”的历史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合流引至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中的过程,它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国家”与“祖国”同一化与合一化的努力,前者代表的是一个政权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取向,而后者则是以共同的、过去的传统为基础所形成的整体性的情感、文化和社会认同(12)。

  围绕中药避孕所形成的宣传话语便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展开。如在宣传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各机关部门大都强调避孕方药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宝贵的医药学遗产中,有一部分是由劳动人民世代相传下来的单方、验方。其中也有简便有效的避孕单方”[59]。为夯实这种历史感,医学界人士(主要是中医师们)利用各类古籍,尤其是医书典籍,确立中药避孕在中国流传的知识谱系。其实,在传统中医药体系中,避孕方药因与多子多育的生育观有逆,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无法与求嗣、保胎、产后等类别相比,因此见于典籍记载者并不多。“祖国医学,无论是古人的记载和近人的经验,对于治疗妇女不孕或习惯性流产的方法都比较多,对于避孕或人工流产的记载和经验确实比较少。”[60]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医师们依然爬梳各类传统文献,按照时间排序,将中药避孕起源定于《山海经》的“骨容”(该植物因无果而被视为可以用来避孕),并历数唐、宋、元、明、清各代,将其中涉及避孕、绝育和复孕等方药一一摘录出来(13)。如1957年李复光发表的《谈中药避孕问题》一文,便参考了《千金翼方》(唐代)、《妇人良方大全》(宋代)、《丹溪心法》(元代)和《女科辑要》(清代)等医学典籍。其结果是,这些原本“不能公开谈论,认为是不道德的”[61]的知识,反而因获“祖国医学遗产”的头衔而重新获得承认和整理,成为当时国家倡导的节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从历史典籍中爬梳恢复中药避孕的方式,不仅在事实上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避孕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围绕中药避孕知识形成了一种压迫—解放论述,从而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者对某类知识生成的权力运作。1956年,浙江省妇女保健院与杭州市卫生局中医科共同编写出版的《有计划地生孩子:避孕常识》一书,在介绍各类中药避孕方药之前,编者在开头这样说道:

  我们的祖先在辛勤的劳动中,制造了很多的避孕单方,在历代很多妇料书籍上都有著录。但由于封建社会里的妇女是不被统治阶级关心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迷信的影响,认为避孕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再一方面受着外来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祖国医学也一直被轻视和排斥,因此,一些良好的方法,未能公开使用……解放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卫生部门正在对这方面加强研究和实验,以得出正确的结论[44](PP24-25)。

  这种论述方式是当时极为普遍和典型的一种论述方式:中药避孕尽管是珍贵的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被重视(一般多提及封建道德影响和帝国主义压迫这两个因素),不见天日,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中医师对各类医书进行爬梳,其实是在努力恢复这些“遗产”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是说,知识本身也是需要解放的,而在解放知识的过程中,代表“国家”的新政权自然而然地成为“祖国”的解放者以及“祖国”历史的书写者。

  如何解放知识?这本宣传避孕常识的小书,也为我们提供了线索,那就是“研究和实验”,或者说得更抽象一些,便是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来验证避孕方药的有效性。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种“科学”是否能完全对中药避孕盖棺定论?答案是否定的。这与当时两种“科学”观之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

  三、两种科学观念下的中药避孕

 

  1956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单方迷》的文章,作者从批判蝌蚪避孕开始谈起,指出“像吞二十多条活蝌蚪可以避孕五年的那个单方就没有具备这些条件,轻易给它贴上‘科学’的标签,在报纸上大事宣传,是很不妥当的”,作者进而借机批评当时社会中对中药单方的过度痴迷。“近来大家似乎有点单方迷了,只要是某某中医师说出来的单方或者公开出来的祖传秘方,不问内容如何,疗效如何,有无科学根据,有无副作用或危险性,一律贴上‘科学’的标签,加以夸张的宣传和广泛的介绍,而且不大喜欢人家提意见。”[62]

  作者提到两个“‘科学’的标签”,虽然都是用“科学”二字,但其实它们代表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念。一种科学观是近代自西方传入的以观察、实验、归纳为主要方法的科学观念。此一观念与近代以来对“科学”之迷思有直接关系(14)。尤其是胡适等人对经验主义科学观的提倡,更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深远,郭颖颐将此种科学观定义为经验论唯科学主义,并指出,“胡适认为,科学完全是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怀疑态度和批判性的领域”[63](P 67)。不仅是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科学观念更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化运动,成为科学普及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这种重观察和试验、崇尚归纳的科学方法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是科普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64](P 106)其结果是,对于民国时期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可能不清楚科学背后复杂的来龙去脉,但大都能模糊知晓观察、实验、归纳、验证是认知事物的方法,这种大众科学主义已经成为他们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说其是常识也不为过。

  具体到中西医领域,这种实验科学观更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一直困扰着中医界。当时,中医开始提出“中医科学化”(15)的口号,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改良中医,促成中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之转型。何为科学的方法?据1931年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所言,这包括使用统计、采用器械、注重化验和试验,等等,由此可见实验科学观对中医的影响和渗透[65](PP8-9)。由此时起,是否科学化,或者说如何科学化,一直成为中医界的焦虑重心。一直到21世纪初期,中医界仍会出现关于科学化的争论,大家纷纷论证中医该如何科学化,但已经没有人对“科学化”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任何质疑[24](PP190-191)。这反过来也说明“科学”这一概念已经如此深刻地内化到中医界的知识体系中了。

  这种在知识分子、专业医师和普通民众中广为传播的科学主义,汇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其结果是,当中药避孕方药层出不穷地出现在各类报刊和宣传手册中时,人们往往会直觉性地想到用实验对方药效果加以验证。像蝌蚪避孕便是如此,尽管自其出现后社会中便有各种怀疑,但最后为其盖棺定论的,是浙江中医研究所以动物和人体进行的科学实验。最终,医师们通过实验数据,宣布该方无效(16)。不仅是蝌蚪避孕这样口耳流传的方子,甚至是那些从传统医书典籍中整理出来的方药,也逃脱不了被实验科学验证的命运。如当时对零陵香的研究便是一例。零陵香是正式载于医书的一种避孕方药。如明代《本草纲目》载:“酒服二钱,尽一两绝育。”[66]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少有三组医学界人士在对零陵香的避孕功效进行了研究。其中,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门诊所的朱小南等人得出结论,认为零陵香避孕安全可靠,“可以列入上等”。对此,西安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研组特意用几组小白鼠进行相关实验验证,最后得出结论:“口服零陵香能引起小白鼠动情周期的暂时停止,使排卵机能受到抑制,但服用同一剂量对不同个体引起不同的变化,对于有的动物作用显著,有的动物作用不显著。”[67]这可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种以实验方法和科学术语来重新阐释中药避孕的典型做法。

  受实验科学观的影响,宣传者们——尤其是中西医专业人士——在进行中药避孕介绍时,一般都会特别谨慎地加上“民间流传的避孕处方虽然大都有一定成效,但也并不是万无一失的。这些处方的科学原理尚待进一步研究”之类的话[49]。如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医生华嘉增曾在1957年出版一本“指导避孕方法的通俗读物”——《常用的几种避孕方法》。在书中,华嘉增专设“中药避孕”类别,但却慎重说明,“到目前为止,服中药避孕的效果究竟如何,尚在试用阶段,一时还不能得出结论,所以还不能当作一种可靠的避孕方法来应用”[33](P21)。

  有意思的是,华嘉增如此谨慎,但这并不妨碍她在中药避孕的类别中“姑且介绍”两个停孕方(分别以芸薹子和肥知母等为主)和一个复孕方(以熟附塊为主)。为何明知这些方子“没有科学根据的或不成熟的”[68],但仍会介绍和推广?这与《单方迷》一文中提及的另一个“‘科学’的标签”有关,即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所发展起来的实践科学观。自新文化运动始,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谓影响了一大批城市知识分子。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更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其中,毛泽东在1937年分别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最具代表性。毛泽东指出,只有在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样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才能真正认识真理,因此,“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69](P284)。

  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并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唯物论科学观。“检证科学真理的标准,是实践。”[70]也就是说,证明一个领域或一套知识是否科学,主要依据这个领域在过去的实践。赖立里曾总结道,此时的科学“被置于政治化的知识生产话语之中,大众由社会革命而被赋予了历史主体的地位;对时间的强调以及‘为人民服务’成为那个时期的科学的显著特征”[71](P36)。这一观察颇具洞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以实践为核心的科学,因其背后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它得以在此时的知识、道德和政治体系中为民众世代积累的实践经验争取到一席之地。

  这种科学观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医“科学化”的困境。就像医学史家马伯英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一向主张,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中医尽管有些道理说得不明白,欠妥当,但行之有效,这就是真理”[72](P577)。循此逻辑,当《单方迷》的作者批评社会中人们迷信各类单方,“一律贴上‘科学’的标签”,这种现象恰恰折射出实践科学观在社会中崛起的现实。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中医药治愈了各种疾病,即使在西医强势进入中国后,中医也并未因西医的打压而消失,反而依然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中医数千年来曾经治好无数疾病,而且现在仍然在治好疾病,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医里面确实包含着科学的内容。中医的为实践所验证了的科学内容,是不容任何人加以主观抹煞的。”[70]

  这种时间感(数千年)和有效性(治好疾病)颇具说服力地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中医药的科学性,也因此成为反驳第一种实验科学观最直接的回应。像在蝌蚪避孕单方刊出后,尽管大部分人都对此持质疑态度,但是一位名为王洪俊的上海读者便依据实践科学观,对这种质疑提出反击。当他看到一些报纸认为蝌蚪避孕是没有科学依据时,他反驳道:“我认为这种说法反而是最不科学的,是一种武断的态度……中国人民在千万年的斗争中,特别是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广大的农村中仍是有效的应用着……以为在化验室里化验出来的东西才叫做有科学根据的,其他的一概不科学……同志,你忘了吗?数学是最科学的,但其中有不少是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经验所得,它根本就没有进过化验室。不用再拿着科学的‘把柄’打人了。”[73]

  以实验为核心的科学观和以实践为核心的科学观这二者的冲突,在中药避孕方药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方药是否有效很容易看到结果,像蝌蚪避孕实验中,有两位参与实验的女性在吞服蝌蚪一个月后就怀孕了。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其他避孕方式存在的明显缺陷,以及中医药成为“祖国医学遗产”,各级政府和机关又必须要去宣传各类中药避孕方药,因此,在介绍这些避孕方药时,宣传者们一直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观。一方面,他们在介绍方药时往往会说上几句“该方未经科学验证、因此使用要极为谨慎”的话;另一方面,他们亦会像华增嘉那样,继续介绍搜集来的方子。但是在介绍时,他们多会注明方药来源,以此来暗示其在过去实践中所获得的科学性。如编者在《有计划地生孩子:避孕常识》中列举了九个“经过个别使用有效,……药品较为和平”的中药避孕单方,并分别说明来源。其中一个以黑木耳、鲜地力和滑石为主的方子,便是杭州华钧珊中医师的“家传秘方”,而且其妻服用此方后,“相隔五年育一胎”;一个以蚕子为主的单方,是抄自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和清代武之望的《济阴纲目》;还有一个紫茄子花的单方则是抄自《健康报》,而据《健康报》所载,则是来自河北省中医师们在一次妇科治疗的经验交流座谈会上的介绍[44]。每一个方子或者有医书典籍为背书(证明过去曾经实践过),或者是医师们一直使用并有实例(如华钧珊中医师的妻子)证明其有效性的。事实上,这两种列举例证的方式成为当时推广中药避孕普遍使用的方式,几乎每一个被刊登在报刊上的方药,都会注明其医书来源或者医师来源,以证明该方的实践效果。而这样调和两种科学观的结果则是,每每介绍中药避孕方药时,宣传的字里行间都会充满一种含混性,既有未经科学实验的不确定,又有经由经典记载和医师实践的笃定。因此,读者态度也大相径庭,既有尝试者、捍卫者,亦有质疑者和批评者,这反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关中药避孕的一幅杂糅交错的图景。

  四、结语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药避孕方药的兴起和衰落为切入点,试图探讨这一时期知识生成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关中药避孕的知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以民间流传和商业宣传为主,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包括中药避孕在内的节育知识逐渐成为一种在社会中传播开来的公共知识。民众掌握这些知识,并运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由于中药避孕主要以女性宫寒不孕为基本原理,它其实将避孕之责任置于女性肩上。通过将诸多家庭纳入这场以节育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中来,国家有力地扭转了此前以多生为荣的观念,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身处其中的个体家庭在夫妻关系和生育观念等方面的认知和实践。

  同时,中药避孕的传播也与当时国家提升中医药至“祖国医学遗产”的地位有直接关系。这与中国的中医医疗传统有关,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医疗体系现实有关。其结果是从结构上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医药在中西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局面,中医师们不再是民国时期那个以“国粹”自冠名、为生存而自发组织起来应对西医的职业群体,而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进行国家转型的政治标志之一。中医不再被称为“国医”或“旧医”,而是被誉为“中医”或“祖国医学遗产”,它承载着“中国”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是,这种自上而下推行的中药避孕知识,在流传过程中也遇到了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便是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以实验为核心的科学观对中药避孕有效性的质疑。从实验科学的角度来看,“有效性”已经成为验证某一类知识是否可行的必要甚至是唯一标准,这种知识和科学紧密勾连的思维模式本身,其实是近代以西方自然科学为核心的科学观念在中国城市民众思想结构中内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知识明显受到这种科学观念内化的侵蚀,自民国以来,中医师们自己提出“中医科学化”口号,便是一例。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中医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具化。中国共产党依托群众经验,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来对中医进行新的阐释,据此,中医的历史性甚或是中医一直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便已充分地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中医的科学性。最终,中医药成为国家政权中的重要一环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国家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蜗牛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收藏

心情表态

今日头条

最新专题

热议联想

点击排行

  • 两日热点
  • 一周热点
  • 一月热点
  • 心情
  1. 赵磊:如果毛主席在,他会支持谁?
  2. 普京摊牌,俄伊导弹齐射送180北约兵上西天
  3. 老田: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到底是“速胜好”还是“悠着点”好?
  4. 欧洲金靴:对今晨张文宏医生文章的一点理解
  5. 朱树松:解放台湾如何?
  6. 钟南山,我终于失去了你
  7. 司马南:跪安
  8. 战争进入第19天 一个好消息和两个坏消息
  9. 吴铭:胡先生,且留步,听我一劝
  10. 有感于刘少奇同志的论“领袖”
  1. 张文茂评李光满《几点忧思》——此文提出的问题具有根本的性质
  2. 吴铭:又一个泽连斯基诞生了
  3. 子午:反对“免费医疗”的人,不是坏就是蠢!
  4. 赵磊:如果毛主席在,他会支持谁?
  5. “群众”的再想象与改革寓言的生成——重述乔厂长的故事
  6. 申鹏: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7. 俄军揭开美国生物战真相!美国是要毒杀中俄,还是要毒杀全人类?
  8. 吴铭:骑虎难下,黔驴技穷,手忙脚乱
  9. 跪下就万事大吉了吗?
  10. 吴铭:一个很难想通的问题
  1. 赵磊:战局生变,普金咋办?
  2. 从富士康本田看产业工人的维权斗争及维权机制的构建 ——重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3. 赵磊:俄罗斯别上当,继续打!
  4. 一个广东省汕头市辅警的再次呼吁:认清事实2
  5. 钱昌明:它们为何“虚化”毛主席?——从媒体不愿报道“有关新闻”谈起
  6. 究竟谁想开倒车?
  7. 吴铭:一篇不打自招的供状
  8. 合作?共赢?——评《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
  9. 俄罗斯的真实目的,终于暴露了!
  10. 复旦教授发声:他们背叛了我们,正在暗中截断我们的路!
  1. 毛主席机要秘书谢静宜,为何在82岁高龄写下了这本重要著作?
  2. 申鹏: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3. 跪下就万事大吉了吗?
  4. 乌克兰战争成了普京的鸡肋,俄罗斯降低停战条件
  5. 外卖骑手
  6. 把中国金融命脉全部交“四大”审计,金融安全无恙乎?
澳门一肖一码资料,626969acom澳彩开奖结果查询,2022澳门免费资料大全下载,今天买什么特马,马会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