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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在没有“老板”的企业里——再谈电视剧《猎狐》

迎春 · 2021-05-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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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老板”的企业里

  ——再谈电视剧《猎狐》

  迎        春

  《猎狐》还在播放,在以王柏林为代表的“老板”占有企业,破产、跳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逃亡外国等等;而公安部门则缉拿罪犯,内部的腐败,“反腐”在路上,没有终点。这就是《猎狐》电视剧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现实生活情景。

  我的年纪大一点,有幸在没有“老板”的时期生活过,而且在企业中进行了调查。让我们回到没有“老板”的企业,看看当时先进企业的情景吧!

  上世纪70年代,我从“五七”干校分配到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工作,有机会到一些工业企业、人民公社调查,深深感受到没有“老板”的企业状况。

  天津自行车厂是毛泽东时期全国有名的轻工业企业,生产“飞鸽”牌自行车。文革时期,经济研究所根据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深入调查研究的指示,决定以天津自行车厂为典型,写一本有关企业管理的书。与自行车厂联系以后,厂里同意我们去调研,但是,明确提出要先参加实践活动,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写书。因此,我先后两次进厂,第一次当工人,在车间劳动,第二次作为党支部副书记,参加车间的宣传工作,前后将近一年时间,对当时天津自行车厂的状况有亲身感受。

  一, 热气腾腾,红旗招展,墙上粘贴着模范工人的大幅照片

   上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一进自行车厂,就面临一股热腾腾的气息迎面扑来:大喇叭广播,敲锣打鼓送喜报,红旗招展,车间门口贴着模范工人的大幅照片-----,正值厂子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天津自行车厂是一个老厂,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厂名正式命名为天津自行车厂,当时员工达387人,年产自行车6890余辆。那时国家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建设新企业,老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工人的技术革新。厂长李新民说:“1974年生产能力是60万辆,我提出把厂子的生产规模提到100万辆,有的老工人就说你这个话完全外行。我说提出目标是要大家想办法,一边生产一边找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改造,还提出给实现扩产目标给“五一”献礼的口号,从4月5号到月底,25个日日夜夜,除了正常的加班加点之外,有三四百工人吃住在厂里,上班时间完成生产任务,下班搞技术改造,搞了140多项技术改造。其中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是带钢切割设备,原先自行车钢圈是一种切割好的带材,到了74年海内外的材料来源断了,进口都是1.5米幅宽的板材,这样就得做一台机器把这个板材切割成带状的材料,那可不是个小设备,昼夜玩命干,愣是把剪板机给啃下来了,后来用了好几年才淘汰。”我第一次到厂子,被派到零件车间劳动,车间正在搞振动镀锌机的试验。方绍武、仲崇瑞等老工人自己设计制造,我给他们拿个工具,递个扳子。他们吃住在车间,充分表现出了“以厂为家”的精神。那时厂子经常是敲锣打鼓送喜报,热气腾腾。

  二, 生产蒸蒸日上,产量不断增加

  建国时,自行车厂年产自行车不到7000辆,1978年达发展到产170万辆。按照李新民厂长的话说:“1964年---1977年这十三年里,期间包括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工厂当时面临电力供应紧张、燃煤供应紧张,有时生产只能四开三停工,甚至原料供应中断。加上唐山地震等等多重困难的困扰,------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依靠工人师傅,紧紧的和工人师傅同甘苦共奋战,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企业生产管理井然有序,生产蒸蒸日上。这是我们不同年份的生产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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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年来企业生产速度增加了五倍!这五倍的速度是在文革期间和各自然灾害及各种困难面前取得的。我们没有给工人多发一分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让一个工人下岗待业。”天津自行车厂1978年的产量,是1952年全国自行车产量8万辆的21.25倍。看看这就是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就是天津自行车厂的生产增长速度!

  三, “以厂为家”,干群关系融洽,亲密无间

  我第二次进自行车厂,厂里安排我在零件车间担任支部副书记,参与车间的宣传工作。

  我去自行车厂的时候,厂级干部,除了厂长李新民(党委书记兼)是上级派来的老干部外,其余都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包括副厂长、副书记,连技术副厂长也是从老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工人没有失业、下岗的威胁,有的家里父子两代都在自行车厂工作;工厂实行八级工资制,工人与干部收入差别不大;大多数职工都居住在职工区,厂子分配的房子;厂子设立了大食堂,充分满足职工就餐的需要;有卫生所,小病在厂子里就可以治疗;办了托儿所,女工上班把幼儿交给托儿所,下班带着孩子回家-----。李新民厂长开玩笑地说:“我除了不办派出所,什么都办了!”工人们普遍“以厂为家”,干群关系很密切,根本分别不出谁是干部,谁是工人,

  当时,干部参加劳动是经常的现象。一到月底,厂级机关干部大部分都到车间劳动;尤其是周六晚上,几乎周周加班,叫“政治拉练”,车间干部,包括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等都和工人一起劳动,没有报酬,每人只发2毛钱餐费。

  车间支部书记带着我到工人家进行家访。一些工人家里的孩子对支部书记很熟,支书对工人家庭的情况也很了解。当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的工人子女上山下乡没有行李箱,他就让人利用包装自行车的废料,组装成为箱子,给工人解决困难;有一次,我到支部书记家去找他,在他家的单元门口,问一位老人:“王某某住在哪里?”老人说不知道,当我说“大毛”家在哪里?老人立刻指出他家的住址。自行车厂的支部书记是厂内的知名人士,而自行车厂职工宿舍的老人,只知道他的绰号,不知道他的大名,充分反映了当时天津自行车厂内干部与工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那时的自行车厂,更看不到、听不见《猎狐》中的失业、破产、诈骗、腐败、刑事犯罪、逃亡国外等等,与现在的企业相比,完全是一种崭新的社会。

  四, 雇佣劳动思想残余与学习《雇佣劳动与资本》

  毛泽东时期的公有制企业,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企业,存在商品货币经济、实行八级工资制。我听到有的工人说:“干活吃饭、赚钱养家”。这种思想是“以厂为家”的对立面,是过渡时期存在商品经济、八级工资制的必然产物,是雇佣劳动的思想残余。在和支部书记商量以后,经厂领导同意,车间举办了工人轮流学习班,抽出几个工人,脱产七天,学习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学习后效果比较明显,有的工人提出:“不当商品,要做主人”,阶级觉悟有所提高,车间精神面貌呈现出新气象。厂党委决定把各个车间党支部副书记集中在零件车间学习,然后推广到全厂,并把经验在厂报上刊载。厂子不仅在厂内表扬先进,而且把喜报送到了我们的经济研究所。那时对于工人中存在着雇佣劳动思想还不很理解,直到学习了毛主席的《理论问题的谈话》、《重要指示》等以后,才真正认识工人中存在雇佣思想的经济根源,才真正理解继续革命和“斗私批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五, 自行车厂高速发展和蒸蒸日上的根源

  根源就是现实公有制;贯彻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

  首先,是由于实行公有制。工人没有失业、下岗的威胁,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干部不占有企业的资产,利润全部上缴国家,社会关系以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为主,不存在《猎狐》中的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的丛林法则,这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工人、干部还要领工资,“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人少人多。”还存在着少数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广大劳动群众则存在残存的雇佣劳动思想,“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一点马列主义的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6、487、413页)可见,过渡时期的企业,工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根本原因,但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其次,天津自行车厂的党委能够学习继续革命理论,比较自觉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两条道路和“斗私批修”的斗争:

  李新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行政级别13级,属于“高干”之列。以他为首的厂党委一班人,当“官”不做官,贯彻了毛主席的干部参加劳动,依靠、相信工人群众,敢于革自己命的指示;不断地给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给工人群众“灌输”马列毛主义,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从而能够成为共产主义的“堡垒”!

  最后说一说我与天津自行车厂厂长(党委书记兼)李新民的关系。我从青海调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工作,李新民就是我们处的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他很快就去参加“四清”运动,离开了计委;以后,我到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到天津自行车厂劳动、调查,他正好是厂的主要领导,不过我们很少接触,彼此不了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从《中流》杂志看到他的发言,才和他接触多起来。曾请老田为他写过一个采访,因为一些原因没有上网;他也写过一篇文章,我也没有能够给上网发表。现在他已经去世,我把这两篇文章作为附录(有删节)附后,作为对老领导的怀念!

  附录一:

  关于企业管理工作的几点体会(李新民——引者注)

  我是一九六四年调到天津自行车厂工作的,一九七七年调离自行车厂,在自行车厂工作了十三个年头。这十三年是个工作过程,也是通过生产实践向工人师傅学习的过程。对如何管理社会主义企业有一

  些体会,我简单概括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企业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但是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到一切工作的首位,从政治思想上调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更本保证。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这种积极性是革命的积极性,是阶级的积极性,是主人翁的阶级性,这种积极性是用金钱买不来,用强迫命令也办不到的。

  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企业就是必须用社会主义思想作指导,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就等于把

  社会主义建立在沙滩上。用资本家的管理方式去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它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政治思想领域是没有真空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

  须去占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是说教,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生动地、具体的、鲜活的,我们的做法是:

  (一)、开展学先进的活动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结束后,一九六五年根据中央和市委的部署,开展了学上海,学大庆的活动。我们组织了由领导带队,有技术人员参加,以工人班组长为主体的三结合的近百人的学习班子,到上海自行车厂跟班劳动。经过半个月的跟班劳动,班组长们找到了我们与上海厂存在的很多实实在在的差距,有些差距单靠领导“走马观花”的参观方式是无法找到的。譬如:冲压车间的一个班长,在他跟班劳动中发现,上海厂的冲床和模具与我们厂的完全一样,带钢的材料也一样,但上海厂的产量却高出我们厂近一倍,他很纳闷。经过几天的观察琢磨,他发现上海厂的工人师傅上班后,不抽烟、不喝水、不串岗、不聊天,设备维护保养好,上班以后不停机,上海的产量是在充分利用了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上出的效益。为了证实他的发现,在上班时间他故意递给上海厂的师傅一根烟,但人家放到耳后并不抽,再递过一杯水,人家谢绝说不渴。回场后我们这位班长效仿上海厂师傅的做法实践,果然取得了和上海厂一样的产量。我们总结学上海厂经验,这位班长和其他百十位班组长纷纷将自己学习到的体会和经验在全厂广为宣传,全厂上下很快扎扎实实地开展起了实实在在的学上海的生产竞赛。这场学习竞赛不是靠领导介绍经验,不是靠领导宣传鼓动,是工人师傅自己找到学习榜样,这样的学习方法当然比领导在台上作报告要生动有效。“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的这段诗句讲的就是灌输和感受的不同。

  我们以同样的学习方式开展学大庆。工人师傅们亲身体会出大庆工人在野外那麽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一丝不苟、不怕牺牲创造出感天动地的业绩,为祖国建设奉献的革命精神。使我们的工人师傅们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岗敬业的干劲。他们以我们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同样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的激情向大庆工人学习,他们不怕困难不计报酬,比学习、比贡献,工人师傅们的生产积极性饱满,干劲冲天。

  在学习先进的过程中,我们更注意培养自己身边的典型。我们发现车架车间的老工人李金雪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先进典型。他埋头苦干,不善言谈,以厂为家,成年累月的早来晚走,脏活累活抢着干。人称“李铁人”。我们在全厂号召学习“李铁人”,以各种方式宣传介绍“李铁人”的先进事迹,很快全厂出现了更多的“张铁人”、“王铁人”。铁人精神感召全厂上下。当时一些女工打趣的对李金雪师傅说:李铁人可累坏了厂里的 “老娘们”。

  (二)、进行阶级教育

  进行阶级教育,新旧社会的对比教育,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这是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战胜任何困难的法宝。一九六八年我们在厂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忆苦思甜教育,因为这个厂的老工人中苦大仇深的人很多。文革初期组织赤卫队维护社会秩序,在三千多名职工中,我们查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或工人出身的就有八百多人。在这样的阶级基础上,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非常奏效。我首先带头讲,随后在班组、在车间、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很多人都讲。在台上讲的人痛哭流涕,在台下听的人唏嘘不已。我们很多老工人解放前靠沿街乞讨生活,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解放后才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有了安定的工作,住进了政府建设的工人新村,过上了安定的日子。新旧社会两重天,乞讨人翻身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通过这样反复不间断的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阶级教育,追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工人师傅更加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劳动岗位的热爱,激发了他们做好社会主义主人翁的革命自觉性。由此在工作和生活中随时修正和批判诸如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浪费生产资料等等不良的思想和作风。通过阶级教育,使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爱厂敬业成为了全厂职工的朴素情怀。

  (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传统教育包括党史教育、革命战争史教育、重大历史事件教育、英雄模范人物教育、重要的历史纪念日教育等等。革命传统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不可缺失的部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不忘过去,记住历史,激励后人是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必要一环。我们通过多种教育方式,比如在厂刊开辟专栏,登载历史事件回顾、登载纪念文章、撰写革命英雄人物事迹,在班组会议上学习讨论重大历史事件及纪念日的意义等等。通过以上教育使我们的工人牢牢记住新中国是走过了怎样的艰难困苦的路程才建立起来的。建设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靠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革命传统教育,我们的后代不知道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流血牺牲的意义,不知道他们的先辈曾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如果当我们的后代只知道“七七牛郎相会”不知道“七七事变”;只知道“八月十五中秋圆”不知道“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投降”;只知道“正月十五闹元宵”不知道“一月十五天津解放”。列宁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企业建设中没有革命的传统教育这一课,工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工人怎么懂得和划分社会主义企业建设与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两种社会制度下工人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有什麽不同?为什么大庆工人“宁愿少活二十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革命传统教育与现在企业建设息息相关,我们这一代不能丢失。

  (四)、树立正气表扬先进批判歪风邪气

  形成邪不压正的风气,在企业同样重要。一九六八年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我们就大力表扬在文革中坚持生产并作出贡献的职工。同时开展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对个别不愿意上班,在家“闹革命”的工人,特别是锅炉房的个别人闹着要停气,这些歪风邪气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批判。歪风堵住了,工厂的劳动纪律恢复了,生产秩序正常运行。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工人的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好人好事不断出现,我们用敲锣打鼓的形式把表扬信送到工人师傅的家里。全厂上下比学赶帮蔚然成风。面对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有人讽刺工作积极的同志为“瞎逞能”、“假积极”、 “挣钱不多管的不少”、“吃滦河水管得宽”等等,把积极分子称为“三班长”。我们在全厂适时提出了“三班长万岁”的口号,提倡“三班长精神”。工人师傅们将讽刺先进的人称为“铲子匠”,我们就展开了对“铲子匠”的批判,弘扬正气、批判歪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有不少企业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

  (五)、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我们采取办学习班的方法,每当工作学习需要,我们就及时办学习班。参加人员主要是班组长,集中起来、统一学习、提高认识、每次解决一、二个问题。如无政府主义该不该批、敢不敢批;大庆能不能学、怎麽学;怎样树立正气批判歪风邪气;怎样当好班长:全行业学飞鸽、飞鸽怎麽办等等,在学习班上进行认真的学习、讨论,很快在全厂就会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第二、两参一改三结合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法宝

  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也是

  党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指导思想的体现。一九七四年我们厂进行过一次技术大会战,不仅取得了技术改造上的收获,也取得了企业管理上的改进。当时电镀车间的生产工人方绍武同志和机修组的仲崇瑞师傅提出把手工操作的镀锌工艺改为机械操作,他们画出了机械草图。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技术人员、生产工人对他们的设想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一个三结合的科研团队形成,一场技术改造的大会战就此拉开了帷幕。所谓大会战,就是将三人的生产任务由两人来干,抽出一人参加技术改造大会战。工人师傅及技术人员吃住在厂昼夜奋战,各部门全力配合和支援。仓库主动将材料送到生产一线,后勤部门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技术攻关师傅们的面前,就连厂托儿所的阿姨也主动到车间帮助生产会展的工人师傅拆洗缝补。全厂各部门通力合作,全力保障技术大会战。

  当时工厂遇到的最大苦难是生产自行车的主要原料,热轧带钢供应中断,轻工业部为我们调拨来的是1.5米宽的热轧卷板,工厂没有办法把它改造成生产所需的8-10厘米的带钢,天津市也没有所需的裁剪设备,工厂面临停产。在电镀车间技术改造大会战的带动下,准备车间的工人师傅们也琢磨着自己能不能也研制出一台设备,解决大卷板的切割难题,避免工厂停工。这是个大胆的设想,因为这种设备只能是一台大型设备。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全体职工反复研究终于下决心要搞这台设备,机修车间、工具车间都提出要全力支援准备车间的大会战。经过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攻关奋战,一台大型坯料机制造出来了。这台设备不美观,不完善,但在工厂面临停产的紧迫关头解决了生产难题。参加技术改造大会战的同志们眼熬红了,脸颊塌陷了,衣裳褴褛疲惫不堪,但他们看到自己生产出的设备投入运转,隆隆的机器裁剪出合格的带钢,他们是那样的心花怒放,满脸充溢着灿烂的笑容。这笑容是工人师傅流露出最幸福的笑容,这笑容是主人翁的英姿和豪迈。电镀车间、准备车间的技术改造大会战的成果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了全厂职工参加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积极热情。全厂职工在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共研制出一百四十多项技术改造的项目,极大的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能。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将技术改造的成果作为向“五一”劳动节献礼最真挚的礼物。

  这场技术攻关技术改造大会战,各部门的协调统一、各部门的相互配合通力协作,干部与职工的同甘共苦昼夜奋战、后勤和保障部门的全力支援等等,在企业管理、机制创新、制度完善等方方面面提供了许多非常好的借鉴经验,促进了企业管理工作相应的改革和改进。

  第三、 真正的领导权是群众给的

  做好一个企业的领导,离不开工人师傅的信任和支持。有了群众

  对你的信任和支持,你才真正具有了领导权或者说你的领导权才有号召力。你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官气十足,群众就不买你的账,就不会积极支持你的工作。我在企业做厂长、做党委书记时,主要体会有两条:

  一是放下架子

  厂领导只是与生产一线的工人师傅车间不同工种不同的工人。首先要学会做一名普通工人,工人才不会把你当外人看。这就是我们党说的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群众路线。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先到各车间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和工人师傅见见面,听一听意见。用这样的方式捕捉到生产第一线的信息。这种方式采集情况的快捷与真实是坐在办公室听取汇报所无法比拟的。了解情况、研究解决方案,回到生产一线解决问题。我们的干部都必须到生产一线去参加劳动,这是我们的制度。我带头到最艰苦的生产车间与工人师傅同劳动,有时到车间转一转是为了驱赶下了班仍然在加班奋战的工人离场回家,但已从前门看着他离去了,过了一会他又从后门溜进来,当你发现时他早已又换上工装投入了工作。你批评他,他却要求你先离开。很多时候都是我无奈的首先离开车间。

  其二是关心工人疾苦,切实帮助工人解决生活苦难。

  为了解决工人师傅们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们开办了家属工厂,把有劳动条件的工人家属吸纳到家属工厂,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工作时间只有白班,生产一些小零件工作强度和时间要求较为宽松,并不影响家属们的家务料理;为了解决和改善职工的住宿,我们在工人新村为每户职工增盖了厨房或叫储物间;工厂的食堂、保健站、托儿所要派最得力的干部去管理,尽全力做到让工人师傅满意、孩子妈妈放心。所有一切措施保障了工人师傅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的企业建设中来。

  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只要你做到了,群众就会信任你,拥护你,支持你。群众就会热爱党、热爱社会、热爱企业。相反你是个年薪百万的富翁,只靠物质刺激和下岗这两手,是难以取得工人群众对你的信任和支持的。

  科学管理和高科技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有的我们同样可以有。我们的优势是用政治思想工作统领企业的科学管理和高科技发展,这种政治优势焕发出的劳动者的革命积极性,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比拟的。如果丢掉我们的政治优势,单纯的以科学管理和高科技来取代社会主义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民营或股份制改造(甚至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来完成对国有企业的兼并;以工人的大量下岗失业来为企业减负,这绝对不应该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方向。

  第四、抓革命促生产

  1964年---1977年这十三年里,期间包括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工

  厂当时面临电力供应紧张、燃煤供应紧张,有时生产只能四开三停工,甚至原料供应中断。加上唐山地震等等多重困难的困扰,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天津有句顺口溜“有大楼住楼外,坐汽车不如走得快,自行车没车带”,这说的就是当时自行车的车带供应中断,几十万辆车堆在厂院、堵塞马路、我们只能卖无带车。当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依靠工人师傅,紧紧的和工人师傅同甘苦共奋战,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企业生产管理井然有序,生产蒸蒸日上。这是我们不同年份的生产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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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年来企业生产速度增加了五倍!这五倍的速度是在文革期间和各自然灾害及各种困难面前取得的。我们没有给工人多发一分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让一个工人下岗待业。

  我们所依靠的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就是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企业建设一定不能丢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丢掉我们的政治优势。

  附录二:

  老共产党人的管理经验——从根据地管理到工厂管理亲身经历(李新民访谈录)

  访谈时间: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上午

  访谈整理:老田

  我1924年出生在保定阜平县,1933年上小学,杨老师是地下党,解放后曾经担任过察哈尔省委书记。第二年国民党到处抓共产党,他跑去山西,后来跑去内蒙,老师走了之后就上不成学了。杨老师跑到外地之后,还跟我保持通信联系,我写信告诉他说家里不让上学了,他给我父亲写信说他出学费,学费一年两块钱,这样就又上了一年,后来与老师失去联系了,就只好回家种地。第四年与杨老师一块跑的另外一位老师,跑回来成立义务学校,不收学费,这样我就又上了一年学,这就到了1937年了。后来知道,杨老师是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

  1937年杨老师从外地回来,正赶上组织成立农会,就担任农会主任。他让我跟他去,父亲说你两位老师比我对你都好,你就听他们的吧,叫干吗就干吗去吧。这样,我就出来参加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大背景是平型关战役之后,八路军东进,晋察冀根据地就开始建设。我刚刚出来时是在县农会,1938年春天到了边区农会,全称是农民抗日救国会。38年5月到晋察冀省委,后来改为中央局,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机关工作,算是部队供给的地方单位。

  进城之后,我先是在工商局,1954年各地成立计委,我调到计委任化工处长,当时计委有四个工业处:重轻化纺。1964年四清时期,调去自行车厂当厂长,后来又去了一个工作队,文革后书记被打倒之后没有能够站出来,这样我就“一肩挑”到78年,这年市里成立对外贸易办公室,调我去参加组建工作,后来改成进出口委员会,82年退休之后在家里呆了一年。李瑞环说李新民身体那么好不能叫他歇着,就又去市技术改造办公室到65岁退下来。

  一、 在根据地的经历

  在战争年代,环境造成的一种特殊情况,等级越不明显就越好,敌人就越是分不清干部群众,干部一脱离群众就会陷入危险。那时候,大家吃的一个样,穿的衣服一个样,跟老百姓睡一个炕,什么差别也没有。就算是有差别,也是很小的,供给制管吃穿,零用钱我每个月一块,聂荣臻司令员每个月五块,此外什么差别也没有。在称呼上,除了聂司令员和政委还称官衔之外,地方上没有称官衔和职务的,刘澜涛是书记,我没有听见人叫书记的,都是称名字或者同志。省委机关中间,林铁是组织部长,李葆华是宣传部长,大家都叫林铁、李葆华,下来呢宣传部胡锡奎、郑天翔、张春桥都算是干事,没有什么处长科长,组织部也一样不分,部里好几个姓陈的,就按照年纪叫大陈二陈三陈四陈,谁官大官小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是在认真干事儿,也没有说谁是几级几级,这都是进城之后的事儿。那时绝对没有称官衔的,也没有条件闹级别待遇,住老乡家的房子,也没有条件分出等级来。进城之后才是这个长那个主任,工资啥的也不一样,根据地时期没有那么多等级。

  整风运动期间,我们那里也搞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搞抢救运动。1944年我就从机关出来,担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47年颁布《土地法大纲》之后,调到雁北去参加土改。土改结束后,原来预备调我去浑源县当工商局长。48年上华北局党校,当时集中了2万多人预备南下新解放区建立政权。对于平津,原来是预备围而不打,结果北京和平解放,天津也被攻下来了,原来预备南下的2万干部就直接参加接管平津,晚上薄一波开会讲话做动员,第二天早上就走。因为进党校时,填表中间说是从工商局来的,进天津后就把我分在工商局里。入城之后,我参加接管天津市社会局,这是国民党设在工商业里头的特务组织,管私营工商业的。在进行人事接收之后,我在区里面当了一年的分局长,后调到市局当工业处长。

  进城之后,开始还是供给制,是根据地带来的那个办法,1952年评级之后改成工资制,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改工资制之后我还有少一点,别人都增加了。根据地的传统是逐步地变过来的,级别从1952年就开始分,我在工商局评成14级,到计委工作之后就评成13级,以后就没有再往上评过。一分级别,住的房子就不一样了,车也不一样了,见面也不容易,距离就出来了,上下级就很生疏了。因为我参加工作时年龄小,见的官也都不小,也不怯他,岁数小没有官大官小这个概念,有什么就说,有时批评不对人家告诉你哪里不对,有时看你说错了就不理你,我反正没有什么顾忌。刚进城的时候还算随便,开娱乐晚会,黄敬照样出个节目。

  1953年开展“新三反”,有个同志给我提意见,说我太不尊重领导了,局长从来都没有叫过,老是喊老杜老杜的。因为以前在机关习惯了,没有叫过这个长那个长,这次人家已经提出批评了,就只好改过来。四清开始13既以上就停止升级了,下面还有。

  二、 建国初期的公私关系与官民关系

  解放后私营工商业最活跃的是50-51年,资本家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到了三反五反之后就差劲了。此后,工厂里头党组织和工会力量就比较大,资本家搞点偷工减料都瞒不过工人,五反时工人出来揭发批斗资本家,大多数资本家都让批斗了,最后落实政策时,定成严重违法户的也不多,抓的人就更少了。橡胶工会是资本家组织的,他们在抗美援朝时期大批接受订货,做些鞋子、雨衣等,偷工减料特严重,影响到前线战士,这就被抓了,至于一般性问题就没有再追究。三五反之后,就加强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经济命脉也逐步控制在我们的手里,私营工商业活动的余地也不大了。农村的物资基本上是掌握在国营商业手里,为此成立了国营花纱布公司、百货公司、化工公司、五金公司、土产公司,这些公司控制市场物资供应,收购各种产品。

  当时各个行业大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我们手里,一解放天津市国有工商业至少有一半,日本人留下的棉纺厂、自行车厂、机械厂都叫我们接收了。纱布生产基本集中在国棉一厂到七厂等几个大厂手里,私营最大的纱厂恒源只有3000锭,只有化工行业有两个大厂是私营的,一个久大一个永利。对于那些私营的小织布厂,由我们供应棉纱回收布匹,成为加工企业。由于私营企业逐步成为我们的加工企业了,工商局的业务处就改成加工订货处了。从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原料和大批销售我们都管住了,两头都卡在我们手里,从原料到销售渠道都是国营企业控制的。然后,在私企的生产过程中间,再加上一个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监督,资本家想要一夜暴富也不可能了,三五反之前资本家发点昧心财,到了运动期间都给罚没了。那时我们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力度比现在强,现在完全控制不了,私企没人管放任自流,坑蒙拐骗的都有,一夜变个大富翁。

  到1956年资本家就敲锣打鼓合营了,资产也不是白送,他们还拿点定息,最开始一定七年,后来又延长三年,79年邓小平上台又集中地给过一次。资本家本人也还参加管理,厂长我们派,资方还担任副厂长。但私人企业是消失了。到了1960年代,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企业都是国营和集体的,设有国营工业局和地方工业局归口管理,只剩下一些夫妻店之类的代销点。大的都公私合营了,小的个体户都成立了合作社也集体化了,二轻局专门管这些小商合起来的企业,最开始叫手工业局。后来的计划经济,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基本上就只有国家计划一个渠道分配了,继续创办私营企业也没有条件了,甚至李先念连发卡子都管住了,不给你钢材连发卡都生产不了。国家计委开会,一个是分钱,一个是分物资,分钱就是分投资搞基本建设。

  在工厂内部管理上,私企管理人员是资本家方面的代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系统的企业他们派出的厂长与工人没有任何关系,解放军进城之后开始是派军代表,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这个时间不长,政府机构接管时也搞过“三原”,这个时间不长就变过来了,我们供给制拿100块钱,他们原薪拿300块,他们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时间不长就改过来了,逐步地按照我们的方法办,旧官员能用的人就留下来变成我们的干部。等到我们自己往工厂派厂长的时候,就按照我们的方法进行管理,这就大不一样了。

  工厂管理中间学苏联的不少,八级工资制和定额管理都是从苏联学来的,也推行过一长制,但是没有认真执行过。我们过去管理部队的方法,历来是党委领导,行政指挥是厂长,重大事情还是党委决定,真正的“一长制”不记得实行过。我们原来根据地的一套经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加上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就把这个搬到工厂里头来。解放后的干群关系跟解放前有根本区别,我们对工厂除了派军代表或者厂长、书记之外,副厂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等管理层基本上都是老工人,外来干部很少,中层管理人员全部是从工人中间提拔起来的。现在故意分成白领蓝领,故意分成不同的阶级、扩大差别,原先工厂里根本分不出干部和工人的差别,干部大多是昨天的工人,生产中间有什么难题干部照样下手去干,这跟国民党时期干部穿得干干净净的、跟工人不发生多少联系、光在那儿发号施令完全不一样。

  现在这种管理,想要管理好一个企业很难,我也不知道今天应该怎么管理,厂长拿百儿八十万,工人才千儿八百的,工人绝不会产生一个爱厂如家的感情,更不会认为跟厂长是一个阶级。真正的领导权不是上级委派的,而是工人自下而上给你的。工人要是不买你的帐,一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光依靠物质刺激、处分人就能够搞好一个企业?这个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的。

  三、 公有制工厂的内部管理感受

  我在工厂那么多年,工人对你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文革期间。我那时13级,大概一百五十几块钱,到工厂之后比八级工的工资少几块,并不比工人拿钱多。但工人是八小时工作制,厂长就不能那么消停了,一天最少也得转悠十来个小时,很长一段时间是吃住在厂里,三班工人都得见面,等到夜班工人十点钟上班之后,转一圈才回家睡觉。夏天车间里头热,工人说厂长这可热得不行,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们一块儿干吧,我上最脏最累的地方,这样工人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对于工人家庭生活方面的其他困难,我组织干部进行家访,帮助解决。当时厂长也已经可以坐汽车了,我坚决控制住没让买,后来买了个吉普车,指定送伤病员专用,我自己历来是骑个自行车上下班。我后来离开工厂,一家伙买了一大批小车。

  工人承认你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认为你没有为个人服务而是为大家服务,真正的领导威信才能树立起来,工人的主人翁感觉才会产生,这样,他们才会认为不是为别人劳动而是为自己、为国家劳动。如果没有这种工作作风,工人把你当作头头看,说话的效果就大不一样。没有工人的自觉,仅仅依靠奖金各种办法去刺激和制约工人,都不管大用的。工人一到点就要上下班,你管得着吗?当时好大一批工人根本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自立目标,任务没完成就坚决不下班,你赶都赶不走,夜班工人上班了,中班工人还是不走,我逗留在车间那么晚,一个最通常的事情就是赶工人下班,你逼急了他从前门出去,转了一圈从后门又回来了,这种积极性不是奖金和金钱能够买来的。那时没有一分钱奖金,也很少加班费,有一年我说自己打算犯个错误,给工人发点奖励,一个人发一个搪瓷缸子。

  那时虽然有加班费规定,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算,他老是不走,老是在那儿干,有时候一些工人根本就是吃住在厂里,干脆就不回家了。1974年生产能力是60万辆,我提出把厂子的生产规模提到100万辆,有的老工人就说你这个话完全外行,我说提出目标是要大家想办法,一边生产一边找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改造,还提出给实现扩产目标给“五一”献礼的口号,从4月5号到月底,25个日日夜夜,除了正常的加班加点之外,有三四百工人吃住在厂里,上班时间完成生产任务,下班搞技术改造,搞了140多项技术改造。其中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是带钢切割设备,原先自行车钢圈是一种切割好的带材,到了74年海内外的材料来源断了,进口都是1.5米幅宽的板材,这样就得做一台机器把这个板材切割成带状的材料,那可不是个小设备,昼夜玩命干,愣是把剪板机给啃下来了,后来用了好几年才淘汰。

  如果工人没有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没有这样一种主人翁精神,靠强迫加班,靠奖金收买,门也没有,他们不会跟你干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工厂也受了很大影响,许多老厂房有严重损坏,这里塌一块那里掉一块,好多工人家里也没法住了,我们提出生产不能受影响,提出口号“地大震、人大干,完不成任务绝不下火线。”好多工人吃住在厂里,愣是超额完成当年生产任务。像这样一种领导权,是任何上级都给不了的,就算是给了工人也不会听。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之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中层干部都是老工人出身,也一样吃住在厂里,我对他们说:你们该下班还是下班,少了你们地球照样转;他们说地球把柄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我对几个老工人说,你们身体不好要注意休息,他们反问说:你身体难道很好吗?有了这样的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现在你厂长经理一个人就拿上百万,还要工人玩命干,我比你傻呀?!反过来,厂长也好经理也好,取得不了工人的信任,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看也成不了大事。

  共产党人的管理经验中间,也不是光靠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毛主席说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共产党的一贯优势,现在好像是没有了。在我1964年进自行车厂之前,管理也是一样,我进去之后也没有大改,只是工作的深度不一样。原先从苏联抄袭来的那些东西,因为不适应,慢慢的都没有了。管理基本上不靠物质刺激,我在自行车厂十多年,从64-78年,工资也部分地调整过几次,而且调工资还不是管理人员说了算,要先由班组评议,然后才是车间主任和书记参与意见,这也是相互结合的。工人的技术升级也停了一段,只有学徒工转正还在。

  1964年搞完四清之后,中央提出工业学上海、学大庆、学解放军。我和两个中层干部一起,带领一百多个班组长去上海自行车厂跟班学习,并不是一个人去看了回来说怎么怎么回事,要工人听你的。那是真学,跟永久厂工人一起上下班,回来之后由班组长们直接向工人转达先进经验,这比我们传达的效果好。本来天津厂与上海厂相比,原来是天津厂比较好些,困难时期在厂里提过“生活第一”的口号,工厂纪律就有些涣散了,具体上海厂哪儿好我也看不出来,但是班组长很清楚。有个冲压班长就发现,上海厂同样的设备产量比天津厂高一倍,他就天天盯着看,看了三天之后就发现,上海厂工人是充分利用8小时时间,给他支烟他夹在耳朵后头不抽,也很少喝水这样就不用经常上厕所,他们也没有更多的绝招就是充分利用八小时,他这么一传达工人就很信服。一百多个班组长回来之后,效果就非常好。

  中央提出学大庆之后,天津市组织了一次参观,我去了,这是1966年的事情,回来之后发现满厂子都是大字报,文革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起到效果的是,有个大庆的钻井队调到天津附近的大港油田来,我们还是老办法,派支部带着工人去跟班劳动,工人看到钻井队的劲头之后也很感动,说他们的工作条件比咱苦多了、干劲大多了,咱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活呢?所以,学大庆的效果也比较好。66年去大庆参观都是市里面组织的头头脑脑去参观的,最后还是组织工人去钻井队的效果最好。

  政治思想工作包括阶级教育,解放初期天津私营企业产值就是五个亿的样子,现在资本家的势力比解放前大成百上千倍,现在却没有阶级了,虽然不让说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还是存在的,这个很明显。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光靠管卡压那是不能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好多老工人见了我还说,那时候邪了门了,没有一分钱奖金还玩命干,现在给了钱还要想办法偷懒。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除了政治思想工作还有吗呀,不就是靠这个,现在确实没有了,可能也不好讲了。

  四、 文革期间工厂内部管理的重建过程与技术改造

  那时在工厂里头搞技术革新,就是按照毛主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办,光是技术人员也搞不了技术革新,光是老工人也搞不成,就是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三结合。只要是群众运动起来了,那个积极性就没法说,74年那段很多工人吃住在厂里,幼儿园的教师也到厂子里头来转找点事情干,她们做不了技术活,就帮助工人洗衣服缝被子,总之,她们不参加一下就觉得自己对这么大的事情一点贡献都没有,心里不踏实。厨房的大师傅,主动送水送汤,这种热情和主人翁态度绝对不是拿钱就买得到的。工厂的管理科室都按照服务于一线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千方百计给一线创造条件。现在不用这一套了,还有些人写文章讲话说这一套都没有用,搞企业拉市场就是用白领,搞些请客吃饭跳舞唱歌效果好。

  文革开始的时候,市委叫组织赤卫队,厂里的赤卫队长让查三代,我说查出身就可以了,查三代人数太少了不行呀,但是他不听。经过查三代之后,厂里3000多工人中间,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的人还有800多人,这帮子人多会跟我一心一意。当时河东区三轮车“三轮二舍”的支书给斗死了,国民党时代共产党员被杀是活该,现在弄死了一个支书都不吭气是怎么回事?我让工人去参观,看了之后回来都说这不行,我就发动附近的钢厂、国棉一厂等几个大厂开会,商量要不要表态,市委和公安局不表态,我们要给他们贴大字报,组织了2万多人游行,公安局长对我说这样搞影响不好,我回答说:难道死人影响好?他就退一步,叫把大字报贴在院子里去。

  后来,北京的孙大圣带头到天津来造反,在市委门口要跟市委辩论,我派了赤卫队去跟他们辩,后来有组织要砸市委档案室、邮局,我派了赤卫队去保护。我对市经委廖主任说:我们这里有查了三代800赤卫队,有事情你就打电话找我们。九十月份的时候,万晓塘死了,我又组织了四五个大厂2万多人游行。后来发起反资反路线,都说自行车厂的资反路线厉害,我也不害怕,这许多老工人都是跟我一拨的,大学生一看没有什么戏唱就都走了。

  厂子里造反派组织,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个,有的三五个人就成立一个组织,反正是派别越多越好,越多就越是分散,谁也控制不了谁。67年这一年最乱,搞夺权,开始说他们夺权我掌印,有他们监督我干,我不同意,自己下去劳动了半年多。那一年35万辆的任务只完成19万,属于半停产状态。1968年成立革委会实现三结合,书记是从党校副校长来的,断章取义批判他说过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还到他老家去调查,说他跟某个汉奸女儿有关系。他们调查我,找不到一个说我坏话的人,只要我承认错误就结合我,我说自己干了一辈子革命反而成了走资派?在原则问题上咱坚决不能让步,咱们就拉到吧。我说厂子里没有走资派,他们要我为车间领导具结担保,些大字报公布说李新民说谁谁不是走资派。大概批判我一年多,就批不下去了,有次开会提到他们去我村子里调查出来的一个问题,还要我发言,我说不能要我发言,要不然批判大会就开不下去了,他们一定要我说,结果我一说出事实,下面笑起来,工人就都走了,大会就散场了。

  造反派分成那么多派,当权派没有分裂,我们始终只有一派,我说话他们还听,我要他们不要瞎掺和,这个话那些中层干部听进去了。七斗八斗,那些干部说还是跟他干,认为我信得过,不出卖人,就算是斗我也还是那么说,最后还是叫我出来。我始终不承认是走资派,劳动半年多,胃病倒是好了。我1968年出来工作之后,指挥反而更灵了,生产也是直线上升,产量一年一个台阶,66年产量34万辆,67年19万,68年35万,69年50多万,此后就是60多万,1974年说干到100万,也完成了。1977年170万产量时我离开了自行车厂。

  除了学习先进经验之后,还经常进行忆苦思甜工作,这不是只进行一次,因为厂子里老工人多,忆苦教育的效果很好。随着形势的发展,结合厂子里头的实际情况,不断地搞大辩论、大批判学习班,在正面教育之外,还经常批判各种歪风邪气,大树好人好事。1968年提出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口号,这是从北京来的,当时旧的规章制度都没有了,通过这个重新建立纪律。1969年提出批判“铲子匠”,有些人喜欢说风凉话,打击积极分子,譬如他们说谁谁“挣钱不多、管事不少”,说那些喜欢监督批评不正之风的积极分子是“三班长”(因为只有班长副班长,没有第三个班长),我们提出“三班长万岁”,要大家都参与讨论,到底是管事多好还是管事少好。当时很多事儿都弄的挺乱,办学习班也是一个办法,提出要怎么样才能当好班长,怎么才能当好机器的主人,当好国家的主人,通过发起“大讨论”加上“办学习班”的办法,办学习班每期一两天或者三四天,集中解决一个问题,我先讲一讲,然后大家讨论,每次的效果都非常好。从规章制度松弛,到无纪律状态,经过讨论重新回到纪律,自觉性还有所上升,效果反而更好了,指挥更灵了。

  等到后几年,管理上就比较省劲了,说吗就干吗,他们也知道我身体不行,有什么事让说句话交给他们就行了。那个时候的干部与今天确实不一样,不过干部都是培养出来的,现在都不培养那样的干部,现在这一套也根本用不上。如果真的是恢复按劳分配为主,也还是好指挥,实际上是按资分配为主,要按劳分配资本家能干吗?那个时候工人工资不算高,但是福利都有保障,住房子连水电加一块一个月1.8元,食堂煤水电都是工厂出、大师傅工资也是工厂出,工人按照粮油菜成本买饭菜,看病完全不花钱,子女教育从托儿所、幼儿园都是工厂的,工厂真的就跟自个家里一样,现在工人不可能还能找到那种感觉了。

  以前机器坏了,都是机修组修理,操作工人不参与,此后规定机器修理时工人必须参与,看了一两次之后工人自己就懂了。要是老是不让工人接触,出了故障之后永远都是不会排除,他们不了解机器,也没有办法提出技改意见和设想。我们规定机器坏了要求自己先修,修不好才找修理组解决,这样熟悉了机器设备之后才好参加技改。从前刀具都是磨刀组在那里磨,后来我们取消磨刀组,由老工人教会操作工自己磨,等到他们自己磨刀的时候,反而磨得更好。

  1974年中央提出搞批林批孔,孔夫子到底怎么回事,老工人也不知道多少,当时批判克己复礼,批判复辟倒退,批判上智下愚,我们就把这个批判转化成技术革新的舆论,提出“拿起两个武器、开辟两个战场,大搞技术革新”,除了口诛笔伐之外,还讲求真抓实干,就是在这个舆论下搞的140多项革新,把年产量从60万提高到100万辆的。这个事儿在厂子里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就是解学恭说毛主席没有说要搞两个战场。我们批判上智下愚,就联系到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批复辟倒退联系到我们生产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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