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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利益”向“政治参与”转变的 “粉丝路径”

潘妮妮 · 2021-05-15 ·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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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活动这一私人领域的个体娱乐消费需求,如何转换成一种集体性的“权利”需求,又进而与特定政治议题对接?中国的互联网投资者有意识地利用粉丝的抱团倾向,将其嵌入到主流的商业文化中。“粉丝”于是不仅仅是一个显示个人趣味的身份,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身份,支撑了一个庞大且扩张中的主流商业模式。这一利润驱动模式推动粉丝不断进行无偿的“数字劳动”,不过,也存在着有意识抵制收编的粉丝群体。

  【导读】近期,风头正劲的选秀综艺《青春有你3》由于粉丝“倒奶打投”事件而被责令暂停录制。事情起因来自网络流传的一则短视频:几位中年人把大量瓶装奶制品倒入沟渠,只留下瓶盖。这种惊人的浪费行为因粉丝追星而起——选秀节目规定微信扫码赞助商饮品的瓶盖,就能为给自己心仪的参赛选手投票,“打投”心切的粉丝于是雇佣工人专门倒奶收集瓶盖。

  如今,粉丝集资刷榜冲人气以帮助偶像出道的做法,已成为追星年轻人的“常规操作”。如何理解饭圈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产业和社会变化?本文关注“粉丝群体”与“爱国主义”从对立到走向密切结合的现象。作者分析:粉丝活动这一私人领域的个体娱乐消费需求,如何转换成一种集体性的“权利”需求,又进而与特定政治议题对接?中国的互联网投资者有意识地利用粉丝的抱团倾向,将其嵌入到主流的商业文化中。“粉丝”于是不仅仅是一个显示个人趣味的身份,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身份,支撑了一个庞大且扩张中的主流商业模式。这一利润驱动模式推动粉丝不断进行无偿的“数字劳动”,不过,也存在着有意识抵制收编的粉丝群体。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原题为《“私人利益”向“政治参与”转变的“粉丝路径”》,文章仅代表作者点,供诸君思考。

  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一直在重构“政治参与”的内涵和边界。尤其是青年群体,一方面对现实的规范参与程序显现出冷漠,但同时又在互联网平台上积极且日常化地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如果说最初的互联网是青年精英用来表达既有的明确政治参与议程的虚拟工具,那么随着当前互联网对大众青年生活的深入,它已经成为了青年的公共交往规则、习惯乃至文化。换言之,互联网不仅在终端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深刻影响了青年从“私人”转化为“政治人”的过程。例如,在近年来受到研究者和传媒观察者关注的“粉丝爱国主义”(或被称为“粉丝民族主义”),就能够反映出这一转化过程在互联网社会中的特殊表现。所谓“粉丝(fans)”,一般指特定娱乐明星符号的深度爱慕者和消费者,常被认为是“浅薄、浮华的商品文化的统治”的反映。“粉丝爱国主义”一般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初步的层次是青年以“××粉丝群体”的名义参与到爱国主义议程;进一步的层次是用“粉丝思维”来重构爱国主义内容。这个行为实现了娱乐的“私人”身份与“政治大叙事”议题的“反常”结合,娱乐在此对“大叙事”是重构而非解构。如果从这个“反常”点出发,那么“粉丝爱国主义”的重点就不只限于其内容表现本身,而同时也反映出私人领域的娱乐诉求转化为政治领域“大叙事”主题的中间,有着独特的互联网结构性路径和过程。

  简单来说,互联网的社群经济商业模式把粉丝从私人消费者转变为“数字劳动者”群体,群体所面对的经济结构矛盾带来组织、集体表达和有意识的自我赋权行为。这就构成粉丝参与的独特“社会基础”,成为娱乐诉求向政治大主题转换的关键一环。在此基础上,外部条件推动粉丝的利益议程与既有的网络爱国主义议程对接,导致两者相互重构。这样一个娱乐消费结构下的“私人”染上“政治人”色彩的过程,是基于多种力量和因素的互动连锁而“出现(happen)”的,内在地反映了互联网社会中青年政治参与的结构自主性。就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形象表述:“网络世界的政治后果根本不是硅谷所期望的......只有网络能打败网络”。

  “粉丝爱国主义”的结构视角  

  “粉丝(fans)”作为围绕人格化的“明星”符号进行“冲动”“非理性”的情感消费群体,是大众娱乐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大众娱乐带给我们的通常印象是解构政治的“娱乐至死”,粉丝也就一般被视为疏离公共参与的群体。虽然也有研究将粉丝视为有参与性和生产性的亚文化群体,但通常关注它对“大叙事”的解构。因此,表现粉丝群体与政治大叙事结合的“粉丝爱国主义”就显得“反常”,从而受到研究者注意。一般而言,反映“粉丝爱国主义”的事件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面向外部的行动,即在涉及到国家统一等重大问题上,网民通过粉丝群体的渠道组织起来,在海外媒体平台上展开信息传播、抗辩,以及用表情包等符号解构“对手”的话语体系等行动——也被网络语言戏称为“出征”;另一类行动则是在群体内,针对明星或粉丝个人/团体的不当言行进行抨击,进入2010年后频发的“抵制台/港独艺人”事件,以及2018年的“洁洁良”事件等都是例子。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粉丝群体”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又进一步重构了“互联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文化生态,“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像爱护爱豆(idol)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现象”。目前的研究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粉丝爱国主义”的内容上,关注它作为互联网青年政治态度与官方体制导向合意的反映,因此主要探讨的是“粉丝爱国主义”态度内在的文化特质。现有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结构性情绪(在粉丝文化中的)内化和映射”,分析了如政治娱乐化、文化身份认同、消费民族主义、官方引导等机制,凸显了特定文化态度对“爱国主义”议题的“制造(make)”。

  不过文化研究主要阐明的是“粉丝爱国主义”内容的文化构造和文化心理,但一种潜在的文化态度并不会必然转化为大规模的集体参与的后果。因此,本文尝试将关注重点转移到粉丝个体通向“粉丝爱国主义”这类群体行动的过程上。从实践上看,粉丝群体的参与议题中也包括与爱国主义在“文化气质”上看似完全相异的表达,而参与者却有大范围的重合。但是,相异的表达内容又都反映了一个共性,即娱乐需求构成了互联网政治参与的强动机。换言之,不是某个已经有着明确参与意识和诉求的群体借助娱乐话语/形式来塑造自身的参与行动(这常被称为“政治娱乐化”),而是原本疏离政治的群体投入到积极的政治参与行动中,对“大叙事”进行重构而非解构。由此,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粉丝(活动)”这种私人领域甚至是隐私领域的个体娱乐消费需求是如何转换成一种集体性的“权利”需求,又进而与特定政治议题对接的。通过分析个人私益到集体参与之间的这一“粉丝路径”,或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探讨互联网青年群体组织出现的逻辑以及特定政治议题显现的路径。

  随着互联网2.0技术应用的普及深入和互联网3.0技术应用的初显,互联网已不是一个简单用于实现现实议题的替代性工具,而同时也是新议题生成的环境。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从而构成“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该技术促进的世界观”。互联网2.0就成为一个容纳“需求”到“参与”全过程的社会化空间。如此,“娱乐”在这个环境内就有可能脱离现实社会所赋予它的固定位置,成为新行为的结构性“规则和资源”。娱乐消费内容在互联网生活中绝对的优势(见图1)使得“娱乐”的社会意义从一种个人化的“休闲”升级为一种群体化的基本的“权利”。娱乐需求的“权利化”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娱乐内容的分类、对娱乐资源的占有程度,以及运用娱乐符号的能力和方式等都成为定义我们互联网身份和划分群体归属的核心标准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娱乐内容的巨大收益前景和对青少年的潜在影响,现实社会的强势力量也积极地参与到娱乐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治理中。但这些强势力量被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媒介环境中介后并不能完全复制现实,而是被动态地重构。这就使得青年通过参与娱乐生活直面复杂的社会力量结构,但同时又可以参与到其互动中,娱乐生活空间由此成为一个互联网权利意识的实践场所。青年的组织与参与行动受到娱乐生活空间的“结构关系制约”,同时“按照自己在行动中不断产生的新要求来调整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青年政治参与的议程,如“粉丝爱国主义”,也就在这样一个结构化的动态过程中“出现(而非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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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经济”下粉丝日常身份的转变  

  如前所述,互联网娱乐资源理论上可能构成划分互联网群体“社会身份”的核心标准,而互联网粉丝经济特殊的“社群经济”商业模式,使得这一理论可能性在粉丝身上实现,将粉丝个人转变为具有共同身份和行为模式的“数字劳工”,从被动的消费者转化为具有主动生产性的“劳动者”。所谓“社群经济”,是互联网娱乐投资者有意识地利用粉丝“趣缘群体”的结果。在前互联网时代,粉丝会基于共同的情感对象而自发结合为“趣缘群体”,但这种群体是内向、封闭和亚文化性质的。然而,中国的互联网投资者有意识地利用了粉丝的抱团倾向,把基于粉丝趣缘的社群打造为粉丝经济结构的核心部件。简言之,在这个模式下,通过加强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把粉丝社群塑造为“连接偶像、粉丝、消费者及商家等的商业平台......粉丝、偶像、商家及普通大众都可以直接对接需求、资源、产品和服务,从而创造出更多元且更有效的产业合作方式”。由此,粉丝不再是边缘的亚文化群体,而是被外力嵌入到主流的商业文化中,粉丝群体的行为也就不再是自发和内向的,而是受到商业模式推动的结构性或者说“(准)制度化”的行为。同时,粉丝群体也随着这种商业模式及文化的复制和扩张而不断扩大,覆盖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网民。“粉丝”就不仅仅是一个显示个人趣味的身份,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身份。换言之,一个粉丝就从私人领域被拖入到经济社会领域。

  当粉丝从消费者成为经济社会领域的生产者,这就涉及生产者的主动性问题。在大众娱乐文化兴盛的美国,尝试挖掘粉丝的生产性(productivity)、参与性(participation)政治潜力的研究并不少见。更有学者认为在互联网媒介环境的“融合文化”(多种媒介平台、媒体产业和受众迁移行为互动融合)条件下,受众不仅分享了更多的媒介使用权,同时获得更多参与文化生产的主动权。但这些研究更多强调的是粉丝群体的“亚文化”身份,即从“边缘”的地位以一种“游牧”的方式对“大叙事”构成挑战。而在中国互联网社会普及且“(准)制度化”的“社群经济”条件下,“粉丝”已不是“游牧”的亚文化群体,而是在巨大且包括多元权力关系的商业平台上有序运作的劳动者。他们日常最容易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深邃的文化矛盾,不如说是更直白的劳资关系。粉丝参与性的“社群经济”在我国互联网娱乐领域的飞速发展,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庞大与专业内容生产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张力。一方面,“粉丝经济”规模飞涨,利润丰厚。2018年,单在微博平台上,“全年娱乐活跃粉丝已将近7500万”。而据另一机构统计,“2018年偶像产业市场规模达到604.5亿元......预计2020年,规模将达1000亿元......2018年粉丝经济市场规模达到450亿元”。但另一方面,作为后发的工业国家,我国庞大的互联网商业资本缺乏像欧美日韩那样强势的内容生产能力。与之相对,投资者同时也意识到,本应是被动消费者的粉丝却蕴含一定的“专业性”潜力:在微博活跃粉丝群体中,本科/大专学历占71.2%,硕士及以上占5.6%;而且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技能和专业程度不输明星团队”。因此,在促进粉丝消费的同时,也激励他们的主动生产,成为中国“粉丝经济”的自然选项。

  “基于大公司架构的互联网平台在发展中必然会受制于这些大公司的资本积累模式,因此也就必然会对互联网使用者的劳动进行剥削。由于互联网使用者的大部分行为......都是无偿的,因此实际上是这些劳动成为了互联网公司利润的直接来源”。这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数字劳动”概念。目前来看,粉丝群体无偿生产劳动的常态化和普遍化,是中国互联网社会的特有现象。粉丝群体的这种“经济身份”对他们的公共和政治参与带来了潜在影响:首先,这意味着群体规模的庞大,参与会带来较强的社会效应。其次,这意味着参与的具体内容未必与经典粉丝亚文化研究中观察到的内容一致。最后,作为一个常态化结构下规模庞大的经济劳动者群体,其参与的后续影响会比“亚文化游牧群体”更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效应。

  从“劳动”到“表达”:粉丝的组织化与日常参与  

  互联网“社群经济”结构把粉丝从私人消费者转变为经济社会领域的劳动者,如此一来,粉丝的娱乐需求就转化为一种“劳动者”的利益表达,从而为粉丝进入公共参与领域准备了条件。它一方面表现为粉丝内部组织化的高度成长,另一方面表现为粉丝的组织具有了一定的设置独立议程的能力,并主动寻求与强势商业力量的互动。如前所述,粉丝群体是“社群经济”得以运行的关键,投资者与粉丝在娱乐内容生产的“专业能力”的倒挂必然要求粉丝群体持续付出并加强无偿劳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粉丝组织发展的推动力部分来自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引导和塑造,典型的方式有直接成立官方粉丝协会、收编已经形成规模和影响的草根群体,以及激励粉丝群体之间的竞争从而提升其组织度等,借助有效的组织和分工来提升“劳动”的效能。而在另一方面,作为“劳动者”对投资者和管理者的抵抗,部分粉丝群体也会自发地通过加强组织能力来强调主体性和自我赋权。

  尽管粉丝群体尚是一个新事物,但已有的一些近距离观察和民族志研究基本都认为组织性行为已经是它的一大主要结构性特征(表1),为粉丝的自我赋权和利益表达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能力基础。首先,由于官方将大量内容生产和分配的任务交付给粉丝组织,个人粉丝就有了参与组织的强动机,从而使组织具有扩张性。其次,粉丝组织可以通过多元和便利的互联网平台进行组织的内部建设和外部互动,从而形成了常态化的内部权力结构、功能分配和集体行动的规则。最后,组织化的权力会积极向外部辐射,与“社群经济”各环节力量进行日常、复杂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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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粉丝组织的结构要素和内容构成

  粉丝群体组织化的行动能力积极的外向性尽管离不开投资者、娱乐产业人士和“精英粉丝”有意识地助推,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一方面的确存在着有意识地抵制收编的自发粉丝组织,他们倾向于自主设置议程;而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明星官方认证的粉丝组织系统内,大规模聚集的情感资源和在日常高密度的组织性行动中形成的责任意识,也容易带来粉丝自行设置议程的失控倾向。表2尝试列举了部分常见的粉丝日常行动,并根据粉丝和资本/商业平台的关系,来划分不同行动中粉丝主动性的强弱程度。若行动议题和方式完全由娱乐资本/网络平台设置,则是主动性较弱的被动劳动,而若一些议题由前者设置,但粉丝行动的具体方式相对自主,则主动性为中;另一些议题和方式则展示了粉丝与资本/平台的议程之间的竞争和磋商,主动性为强;更有一些内容可被评估为极强,即粉丝自主设置议程并展开强组织性的行动,与资本/平台/明星团队处于对抗状态。

  要言之,粉丝组织行动的内容展现出可观察的差异性,从完全从属于利润机制安排到主张作为“生产(明星内容)者”的群体权利。“为长期在互联网中参与维护自己偶像的网络辩论,被访者锻炼出了丰富的网络斗争经验以及相关的媒介素养。有主张、有策略、有组织地参与......的群体,恰恰是日常生活中深度进行粉丝活动的群体。”“经济劳动”转化为“公共参与”,这就为粉丝群体进一步涉足政治议题积累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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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粉丝”参与“流量明星”生产的部分积极行为及其主动性评估

  日常参与习惯接轨政治议题的条件  

  如前所述,在“社群经济”结构内部,投资者、专业团队、利益相关的商业组织和多样化的粉丝组织之间互动博弈的日常化,使得粉丝群体尤其注重自身和明星的整体“社会形象”,并会主动广泛寻求外部资源来丰富巩固之。这种日常的自觉就成为了粉丝最终超越“社群经济”范畴而深入参与公共议程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也构成一种限制性的条件,即基于整体社会形象的建设,那些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共识基础,具有群体间公约数性质的“大叙事”议题更可能被粉丝群体内化。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爱国主义议题与粉丝的对接,又有两个具体的机制值得关注。一方面是草根的网络爱国主义对粉丝利益的吸纳,这是一些引人关注的公共事件的触发机制;另一方面是一些官方组织加入了社交媒体平台,尝试由规范化的单向信息传递向更灵活多样的双向交流转型,这一行为给“粉丝爱国主义”带来了日常性。

  首先,在与网络爱国主义的关系上,粉丝群体从早期的对象转化为同盟军。2019年,围绕特定的国家主权和统一话题,粉丝群体与“帝吧”合流,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爱国主义主旨的意见、论辩和文化符号,这就是如今被广泛所知的“出征”,也是“粉丝爱国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向前回溯,“帝吧出征”的第一次实践(2010年),就是针对国内韩国明星粉丝不理智行为的“讨伐”;而在同时期,“脑残粉”这一负面概念亦在互联网流行,反映了互联网公共领域对粉丝身份的拒斥。这种拒斥在爱国主义议题领域更是如此,因为在本土的互联网明星大爆发之前,中国粉丝群体主要是境外强势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这就使得在大众舆论中留下了粉丝群体与“民族/国家认同感”及爱国主义对立的刻板印象。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塑造的对立图景,使得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的“大叙事”成为了距离粉丝利益最近的公共议题,成为当代粉丝群体在塑造自身及明星的正面形象时,特别是在“社群经济”时代本土明星强势崛起的情势下的突破口。尤其是在近年的国际形势下,粉丝对全球互联网文化的日常接触使其站在了矛盾的前沿。因此,一个成熟且越来越多地结合了互联网青年文化特征的网络爱国主义议题自然具备了吸纳粉丝群体的力量,使后者由公共事件中的对象转为同盟。

  “出征”这样极富新闻性的公共事件,反映了粉丝的实际利益需求,其与已有的网络爱国主义脉络合流,对应的是涉及国家主权和统一问题的各种突发事件。而官方治理组织的社交媒体账号与粉丝群体的互动,则使得这一内容获得了日常持续性输出的形式,其中尤以“共青团中央”微博(以下简称“团微”)最为受关注。尽管不少研究和媒体报道都认为“团微”与“粉丝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前者对后者的“动员”(“制造”),但是通过近距离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现象展示出两者处于双向的“互动”关系,前者参与了后者“出现”的过程。首先,可以注意到“团微”发布的很多爱国主义主旨的内容,特别是高点击量和正反馈程度较高的内容中,实际是转发网民的作品或化用粉丝文化要素。其次,粉丝将“团微”当作了监督明星或者是群体内不良行为的常态化渠道。其具体表现是:当粉丝在对明星和群体自身言行的日常检讨时,发现有违背国家统一原则,抑或对国家及民众使用侮辱性词汇这类错误言行,会倾向于在公开发布事件时在文本中“@共青团中央”,期望引起关注和回应。最后,“团微”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发布爱国主义主旨的内容都会引起正面反馈,亦需结合特定的事件主题环境。这些日常现象反映了“团微”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在互联网青年参与中能够获得显著的正反馈的原因,即在于从现实层级治理中的“权威的引导者”转化为互联网社会结构中“互动的特殊参与者”。共青团作为一个在现实中承担青年政治参与治理功能的群团组织,它的官方微博比较早注意到了2008年以来的网络爱国主义的转向和流行文化内容对年轻人政治参与的潜在影响,因此在议题选择、语言修辞及内容整合等方面都表现出接近互联网青年文化感觉和日常生活诉求的倾向。官方身份和青年文化适应策略的并存,使得“团微”一方面可以参与到粉丝群体的互动中,另一方面其官方身份则为粉丝群体中的爱国主义表达提供了激励和正当化机制。但相应的,积极的互动策略也会削弱“团微”的权威性,因此它只是“粉丝爱国主义”出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而不是核心的决定性因素。

  总结和余论  

  近年,在世界范围内,随着互联网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和边界,我们也见证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超出预想的后果。互联网媒介已经从现实政治参与的平面化“虚拟工具”,转型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空间结构,互联网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可能同样需要到互联网空间自身去寻找,尤其对日常浸淫在互联网生活中的青年而言更是如此。而本文希望通过“粉丝爱国主义”这一具体案例,对青年在互联网社会中从“私人”转化为“政治人”的结构过程做一个初步思考。无疑,青年网民特定的政治文化态度并不能完全用互联网社会空间的因素来解释,它有着更深层的现实社会基础、国内外政治背景、传统意识传承和文化身份认知的基础。不过,就政治参与而言,与分析政治文化内容本身的构成源流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态度为何能够作为显性的日常公共议题或者公共事件而出现。实际上,当我们深入接触粉丝个体或者小群体,会发现多样化的认同,这涉及文化身份、性别、政治议题等,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可分析溯源,但并不是都能形成互联网公共领域可见的政治参与。而不同的文化态度在转化为政治参与上的差异性,就涉及到互联网社会结构内部的推动力。

  基于这个问题意识,本文选择了“粉丝爱国主义”这个主题,首先,因为“粉丝”是一个基于私人娱乐消费趣味的身份,这便于完整地显示“私人”被纳入政治领域的过程。其次,“粉丝”本是亚文化研究的范畴,即一般被认为是反“大叙事”的,但是爱国主义是一个“大叙事”议题,这种“反常”有助于我们观察互联网结构的自主性。由于本文意不在评判“粉丝爱国主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而在于考察这一主题为何显现,因此重点关注的是粉丝的“共同利益”“组织性”和“议题参与常态化机制”形成的条件和过程。基于这一思路,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核心条件是:中国粉丝群体的大规模形成完全是互联网社会的产物,它所支撑的“社群经济”模式是一个庞大且还在扩张的主流商业模式。因此,粉丝群体就不是“亚文化群体”,而是主流中的经济群体。而同时,作为经济群体,粉丝又处于弱势地位,“社群经济”的利润驱动模式推动粉丝不断进行无偿的“数字劳动”,这就带来了粉丝对自身的利益与权利的自发认知。笔者甚至注意到,有比较多的粉丝(个体或组织)会自觉使用“资本”和“剥削”等概念来描述自己的处境。在“社群经济”结构推动、自发的共同情感利益和自我劳动赋权的意识多重作用下,粉丝群体的组织化能力高度成长,商业资本、专业团队、粉丝组织等行动者之间也展开了日常化的互动博弈。于是,粉丝又在经济群体属性基础上成为了参与性群体。而粉丝群体自我认知中的弱势地位(作为劳动群体的意识)和日常的危机感(喜爱的明星面临激烈的形象竞争),会推动他们投入到更广泛的公共参与议题中寻求认同。在前期访谈中,有若干的受访者对笔者使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描述他们的参与选择。这就会导致粉丝作为有组织的群体更容易选择能够体现公约数的大叙事议题。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有普遍社会共识的“大叙事”,与粉丝迫切的利益一致,加上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对粉丝群体文化的适应策略和互动,就使得这一议题凸显并常态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强调粉丝的娱乐动机是参与的起点,不等于将爱国主义定位为私益表达的工具。因为在“社群经济”模式下,粉丝由私人到经济群体再到参与性群体,粉丝的利益议程也从个人私益转化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群体公益。这是它与爱国主义等政治议题对接的潜在前提,也是“粉丝爱国主义”能够持续显现的社会基础。而由于粉丝群体这种在互联网“社群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公益有其自主性,就决定了它与既有大叙事议题的对接不是单纯的利用和被利用、收编和被收编的二元关系,而是在互动中重构彼此。单就“粉丝爱国主义”而言,我们就已经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粉丝群体参与到该议题中,网络爱国主义情感内容的具体构成和行为方式已经有了显著的新特征。这种互联网社会结构将“私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互联网应该被作为一个与现实社会具有对等复杂结构,同时还会影响到未来现实社会发展预期的存在来看待。“互联网的社会效应得以释放,现实社会被网络化殖民和重构......这就引出了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网络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因此,互联网青年是现实社会的“未成熟者”,但又是互联网社会政治参与的主力军,对其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路转变,同样是为未来完善现实治理所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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