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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资金”与“资本”的关系问题

萧绍良 · 2022-03-13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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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改革开放,是要利用资本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实质上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和斗争问题。

  “资金”与“资本”,虽有一字之差,但有本质区别;虽然都是生产关系的基本范畴,却是根本对立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不能混为一谈,张冠李戴,互相替用,混合使用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资金”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其社会形态是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保障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当下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制相结合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物质形态是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及其社会交换的等价媒介物货币,是工农劳动人民过去创造的,并用来发展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形态,是工农劳动人民过去生产劳动的凝结,将用于发展社会生产的本金,或曰本钱。总之,“资金”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与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内含科学技术因素),在商品经济形式下以货币为媒介,并以价值量计量。概括而言,“资金”就是公有制生产资料和货币。“资金”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是劳动人民过去生产劳动的创造和积累的,本质上是劳动人民的劳动力(包括脑力和体力)所创造的,归劳动人民共同所有。这就是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权力之所在,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和保障的,可以说是与资产阶级法权相对应的工人阶级法权,任何自私自利的私人是不得侵犯、贪污和霸占的。

  苏联工人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城市起义,即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沙皇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苏联工农劳动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利用社会主义政权,剥夺地主资产阶级剥夺者,没收地主资产阶级过去剥削占有的社会财富,归国家或全民公有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现在收回的社会财富,由地主资本家过去作为剥削工具的“资本”转化为劳动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资金”。地主资本家是少数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虽然也利用和组织社会化生产,其规模和前景是不能与社会主义相比拟的。苏联建国初期,就遇到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短缺的严重问题,列宁曾忧心地说:“国家要有大量的借款,才能有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于是苏联向外国大量借款,用来增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也经历了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历史过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中国人民历经二十八年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屡遭失败的软弱动摇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野蛮统治,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近代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饱经百年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有了社会制度的基本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建设强大繁荣的新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中国百年苦难历史最后的正确结论。新中国在经济理论上坚持了“资金”与“净增价值”相统一、“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在经济实践上实行了生产资料全民所制与集体所有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产品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经济模式,以及力争赶超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和提高,极大地团结和调动了全国劳动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新中国取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更快更好的大跃进成就!这是不争的客观历史事实。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苏共变修,中苏关系恶化,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况复杂起来,党内的理论和路线分歧从建国前后到现在也更加明显。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针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新情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工业战线掀起“工业学大庆”的热潮,工业经济快速高效地发展;在各条战线上,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鉴于苏共和苏联变修垮台的教训,毛主席仍然保持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1964年1月在徐冰同志《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有人却提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没有补资本主义的课,是历史的“误会”和“短板”。这种认识如果不是出于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自私自利心,对资本主义发财情有独钟,或别有用心,就是对于历史发展道路的扭曲和狂妄。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不是不想走资本主义的路,进行了艰难奋斗,但是始终走不通。因为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是要推行殖民主义,而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它们不愿意看到、也决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为了实现继续长期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等敌对势力,竭力维护中国腐朽没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竭力压抑和摧残中国的民族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顽固愚昧的封建主义和蒋介石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极端反动势力的夹缝里艰难挣扎,难成气候。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和勇气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中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的极为有利形势下,有人提出中国要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补资本主义的一课,依靠资产阶级善于发财的积极主动性,优先发展资本主义,等待

  资本主义发达了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意见,只能说是脱离国际实际的臆想和成心欺骗中国人民的谎言。

  搞改革开放,是要利用资本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实质上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和斗争问题。新中国经过恢复国民经济,近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建立起比较独立和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在世界百名之后;我国的粮食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只有美国的1/5。这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还相对落后。实行改革开放,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社会生力。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但决不能复辟资本主义,走旧社会的落后老路。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论说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毛主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成果的理论,成为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国特点,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标志。而且,在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的理论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的理论,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成果的理论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的理论之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全面学习、研究和贯彻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需要,也是改革、创新和促进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成果的理论,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成果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中逐步探索而形成的,在上述几个发展阶段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早在1934年1月,毛主席在阐述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将这一理论与决策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的理论更加丰富,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点。一方面,这一时期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的理论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的理论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对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的倾向进行批评外,毛主席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显然,毛主席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区别开来,并采取认真保护和鼓励发展民族资本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就是创新发展了的崭新一章。

  过渡时期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成果的理论。新民主主义时期,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更加丰富而周全。还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预见,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理论正是从这时萌生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意见,但允许民族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毛泽东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主席,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毛主席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明确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毛主席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毛主席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理论,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刻考虑: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还需要继续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的理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如此之快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管理者,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黑市”等情况。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参照实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毛主席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毛主席发表了讲话,阐明了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意见。此后,毛主席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使之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设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的,也可以搞私营的。五是国家与上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被毛主席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毛主席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虽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毛主席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出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可见,这一时期尽管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的发展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和相对稳定性,虽然有一定的曲折性,但毕竟是在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的历史成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席,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技术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理论中很有特点的组成部分。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的成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野蛮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这个时期,毛主席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这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难以胜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行使,这个领导权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采取的方针政策。

  可见,毛主席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的决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有限地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毛主席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党的六大的决议案的。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继续针对的是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把民族资产阶级也看作是革命的敌人了。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而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适应本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党的比较完整地有限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毛主席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毛主席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胜利。

  过渡时期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于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毛主席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还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而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积极性的作用。根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的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22年中的任何一年;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本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由此可见,在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增强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毛主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实行公私合营形式,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生产效率较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逐渐感到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而实现了公私合营。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扩建、改建和新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效益提高,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50%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完全稳妥地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毛主席有限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效。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毛主席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对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思考,不仅有着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实践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首先,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就既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调动和发挥多方面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又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并存、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综合发展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不仅使已出现的社会问题和暴露的利益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而且国民经济也得到较快有效的发展。其次,毛主席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前,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急于加快发展的压力都很大。毛主席试图在新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第三,毛主席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在两难选择中的一种有益有效的尝试。在新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较长期并存,允许较长期发展商品经济,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新兴制度,这是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又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和有利因素,谋求快速有效的发展,然而,只有毛主席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新中国敢于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又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运行时间也较短,成就有限,毕竟为我们党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认真探索,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主席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尽管这是他当时曲折探索中的创新理论,此后,随着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快速发展,苏共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罪恶,以及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滋长的现实教训,他再也没有提出或坚持类似的理论观点。总之,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的,也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宝库,闪耀着毛主席杰出的经济智慧和独创风格。

  回顾几十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艰难探索的历程和贯彻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轨迹,不难发现,当正确贯彻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处理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就能够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反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则会遭受挫折和损害。例如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建国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奇迹的创造,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二十多年里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都与按照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能够制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密切相关。而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左”的或右的偏差和失误,都是由于没有继续全面准确地贯彻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在认识和政策上出现了错误。这些“左”的或右的错误和偏差,给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利益带来了一定损失和危害,应当吸取这些历史经验教训。

  重温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对认识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仍然要坚持全面准确地贯彻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一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包括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和限制,遵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合理合法地经营,不能损害中国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二是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组成部分,既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要依法合理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各方面的利益。只顾私有制企业主的利益,不顾国家和职工的利益,是不对的,坚决反对损害国家和职工利益的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三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大力保护、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有限制的正常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依法经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四是贯彻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旨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明成果,即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福利,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稳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五是贯彻毛主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要永远牢记苏共赫鲁晓夫特权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投降帝国主义,顺应“和平演变”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历史教训,永保新中国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由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陈良宇、孙英、柳传志等一大批党员高级领导干部、特权人士,贪官污吏,私心恶性澎胀,紧抓市场逐利机制,腐化堕落,背叛党性宗旨,借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之机,以各种借口,贪赃枉法,化公为私,与民争利,侵吞国家和人民的巨额财富,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使公有制财产转化为私有制财产,甚至如柳传志等党员高级领导干部竟然“和平演变”为凶恶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贪污腐败问题自1993年以后达到顶峰:据统计仅被惩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有32万多人;腐败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数以百亿千亿计,级别愈来愈高,层面愈来愈广,而人民群众的怨气、怒气、憎恨也愈来愈大。这就迫切要求,一定要吸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把从严治党治国、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认真解决“特权阶层”、“利益集团”与“和平演变”问题,坚决制止化公为私、复辟资本主义,破坏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严重罪恶问题。

  如今我国改革开放面对的主要困难和危险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按照他们的喜好决定改革开放的取向,那么改革开放势必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从已经揭露和处理的腐败案件的情况来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陈良宇、陈绍基、苏荣、柳传志等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中产生的社会毒瘤坏胎,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最严重的破坏者。他们利用改革开放谋取了资本主义的巨额私利,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严重侵害了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状况的实证分析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交易活动基本呈逐渐上升之势,半数以上为不断重复交易,腐败交易强度在1990年之后大幅度提高,平均交易金额是前期的30倍以上。国有企业是腐败最为严重的部门,其次是事业单位、非国有工商企业和党政机关;高级管理人员腐败交易强度最高,其次是政府官员、高级  技术人员群体。在政府官员中,正职官员腐败普遍比副职官员严重,但腐败程度与职级高低并不完全对应,省部级以上官员腐败交易强度最高,其次是科级、县处级、厅局级官员。不论就腐败交易次数还是腐败交易总金额而言,科级官员均位居首位。面对特权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势力蔓延和猖狂行径,党要严格管党,依法治国,依法治企,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还应当广泛深入地开展党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党和国家除此别无选择。特权腐败既得利益集团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毒瘤,毒瘤不除,祸害不断,政府就难于清正廉洁,社会就难以公正清明。从理论到实践特别是从制度根源上切除社会毒瘤怪胎势在必行!只有到那时候,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全国各族人民才能真正顺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由中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一书早已出版发行。《论述摘编》共分9个专题,收入216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10月23日期间的讲话、文章、批示等4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我们党反对腐败、解决特权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如书中指出: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我们惩治腐败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惩治这一手始终不能软。“诛一恶则众恶惧。”要保持政治定力,持续强化不敢腐的氛围,使有问题的党员干部及早收手、收敛,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同时也要抓不能腐的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毛主席建党建国、利用资本主义经济、解决特权既得利益集团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这也是中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和坚定拥护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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